英勇拼杀的国*战士
一．史料来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9战区湖南会战前敌我态势概要》，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王耀武致徐永昌等密电》时间注年6月12日，6月18日，19日，7月4日，10，12日；《王耀武致刘斐等密电》时间注年6月1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4*长沙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日本大本营陆*部摘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湖南会战》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湖南会战敌*伤亡判断表》、《湖南会战国*伤亡统计表》，国民*府*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湖南会战战斗要报》，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事（四）《第九战区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蒋委员长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示敌情判断电》等，中国台北国民*中央*史会版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页，中国国民*中央委员会*史委员会台北年版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徐永昌日记》第7册，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韦显文等编：《国民革命*发展序列》载《长衡会战参战部队序列》，解放*出版社年版
柯育芳：《长衡会战日*参战兵力述考》，《抗日战争研究》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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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战士
二．日*湘江两岸攻势
长沙沦陷后。由于日*虽然攻略不少地盘，但未能捕捉到国*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为了给进攻桂林、柳州扫除后患，第11*在进攻长沙的同时“立即着手准备部署下一期的会战：以一部分兵力向衡阳突进，在迅速攻占衡阳的同时，并搜索歼灭萍乡、醴陵、攸县方面东部山岳地带的重庆*”。中国派遣*司令部认为“第11*虽力图歼灭第9战区*的主力，但敌*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于是，第11*于18日发布命令，“要以部分兵力乘敌战局崩溃，向衡阳挺进”。日*判断国*主力之所以避开决战，“诱我深入”，是要等待第3、第6战区援*到达后再行决战。遂于占领长沙后，命令“第68、第师团向衡阳突进，负责攻占该地”；原定向衡阳挺进的第3师团攻下浏阳后，“担当击溃来自第三战区增援部队”的任务；第13师团于攻克醴陵后，“向攸县、安仁方面突进，负责摧毁并攻占重庆今后进攻的据点”；湘江西岸的第40师团“负责阻止并击溃第六战区的增援，特别要在攻取益阳、宁乡之外，还要进而攻取湘乡”。显然日*准备在衡阳作战前，先对湘江两岸的国*发起扫荡作战，以扫除后患；这也为第10*在衡阳的布防争取宝贵的时间。
年6月20日，蒋介石电令第9战区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具体的战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于渌口、衡山地区持久抵抗，东翼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西翼主力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第9战区亦将作战计划作了修改“国*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亍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按照这—作战计划，薛岳命令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第72、第58、第26*迅速击破醴陵东北地区之敌，攻击日*主力左侧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总司令杨森指挥第20、第44*先击破醴陵以北地区之敌，尔后转移到王陵基所部左翼，协力向西攻击日*；第27集团*副总司令欧震指挥第37*、暂编第2*及第3师在渌口、衡山间坚持抵抗，阻敌深入；第24集团*总司令王耀武指挥第73、第79、第99、第*及第4*残部向湘江东岸敌后反击；第27集团*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第10*、暂54师固守衡阳；第62**涛仍为*委会直辖的预备部队，控置于衡阳西南地区待命。这一作战部署，最终避免了第9战区主力被歼灭的悲剧，并形成了双方在湘江两岸对峙的局面。
日*第11*遂转入追击态势，“在以向衡阳的挺进线为起点，连结醴陵、萍乡、攸县、安仁约30至60公里的外围一线，展开了对重庆*的搜索歼灭战”。湘江东岸的战事以醴陵一带的争夺最为激烈。年6月中旬起，日*以精锐第3师团、第13为主力尾追退向醴陵、萍乡方面的第26*等部。7月1日，第13师团一部攻陷醴陵，次日即向萍乡方向实施追击。而第3师团除派出第68联队向攸县挺进外，师团主力亦向萍乡进击。醴陵失陷后，王陵基于20日组织第26*为基干，以第20、第72、第58*各一部互相协同全线反击，“从湘东、美田桥附近”向醴陵进攻。但在日*的穿插进攻下，处处告急，反攻行动不能统一，一时无法奏效。战至7月4日，滇*第58*以3个师的主力对醴陵日*发起猛攻，“奉命守备醴陵的宫崎部队（以骑兵第3联队长宫崎次彦大佐指挥的联队和步兵第34联队的两个中队、山炮兵、追击炮各1个中队为基干），自4日以来遭受优势的重庆*第58*的攻击。4日夜半以来该敌先来攻打塔岭，继而来攻仙岳山”。日*一方面将阵地收缩到醴陵周围，另一方面又从株洲和衡阳抽调1个辎重兵联队和1个步兵大队增援醴陵。其中塔岭等高地的争夺战打的异常激烈，日*损失颇重；仅7月5日和6日两天的战斗，日*“骑兵联队的副官、两中队长和大部分小队长，均负伤或阵亡”。这时，日*第13师团主力被迫经攸县、安仁、耒阳一线，最终撤向耒水西岸。但中国派遣*将原在浏阳集结的二线部队第27师团投入战斗，自6月中旬以后，醴陵、攸县、萍乡、安仁、茶陵等地大多几经易手。史料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页。
早在7月1日，蒋介石就判断日*“似有夺取衡阳，打通粤汉路并窜犯桂林企”，便要求各兵团“乘敌深入，后方空虚…用正面阻止及侧背猛攻而击破之”，并提醒各部“切忌分散兵力，处处设防，追随敌之行动，而自陷于被动地位”，战后证明这一命令完全正确。而第11*则要求各部抓住时机，围歼醴陵、安仁附近敌第9战区*的主力。兵力部署具体为：第34、第27师团在醴陵一带，第13、第3师团各一部在安仁一带，第3师团主力在茶陵，分别完成围歼中方第58、第72、第37、第20、第44等5个*共约18个师的任务。最终双方都未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国*固然没能击破日*，但日*在国*不断的狙击和反击下，其围歼第9战区主力的图谋亦未能得逞。日*主力长时间在山岳地带左突右冲，又遭到中美空*的不断打击，后勤补给十分困难。7月中旬，仅用于开辟汽车道路的日*就有两个多师团，大大影响了部队的作战的机动性。
湘*抗日名将—唐伯寅将*（年参加湖南起义，年在镇反中遭到错杀，年平反。）
湘江西岸，日*第40师团主力于6月底开始向永丰挺进，7月3日即攻陷该地。10日，第58师张灵甫部及第19师唐伯寅部向永丰发起反攻，“我在空*密切协同下，官兵奋勇搏战…我逐区占领永丰市”，日*残部据守摒林、双峰山、金田桥、沙田铺一线。“是役毙敌三百余，掳获步、机枪二十九支，我伤营长一，伤亡连、排长九员，士兵二百余名”。光复永丰，也是整个长衡会战中，国*取得第三个胜利，但已无法挽回败局。之后张灵甫将*率领第58师在衡阳解围战中也打的英勇顽强，成为整个长衡会战中表现最为优异的中国*队之一；张灵甫将*也凭此战奠定了其第74*第四任*长的位置。
在此之前，第15师曾向盘踞湘乡城的日*猛烈攻击，第45团一部冲入城内后与守敌约一个大队展开“白刃格斗，敌我伤亡均重”，该团“伤毙敌约四百余，我亦阵亡四五团二营长李熙绩及连长两员，伤连长以下官兵[长]八员，伤亡士兵百六十余”。12日凌晨，该师第45团和第43团，分别向湘乡城、朱津渡和岳麓山发起突袭，第43团一部曾冒着敌猛烈炮火突入云麓宫，“敌百余被我白刃格杀，毙伤过半，遂狼狈逃溃，当俘敌三十四师团二一八联队山崎少尉一员，并获步、马枪甚多”。日*第40师团的任务主要是“保证进攻兵团侧背的安全”，7月中旬以后，鉴于中方*队开始集结衡阳西部的态势，其主力便“从金兰寺、永丰附近开往衡阳附近”。
湘桂作战是日*“一号作战”的核心所在。为了充分保证第11*打通粤汉线和扫荡湘江两岸第9战区主力，日*又令在上海方面的第13*“在金华正面采取攻势策应第11*初期的作战”。自6月上旬开始，第13*便令以第70师团为主力的共“8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开往龙游、衢县方面作战，歼灭当前的重庆*，牵制敌第3战区*，以利于第11*的作战”。在前进途中，这股日*不断遭到国*的阻击，至汤溪镇—龙游一带时，遇到国*第26、第79两个师的顽强抗击。在狮子山高地，国*击毙了第70师团第62旅团长横山武彦少将。12日，日*主力占领龙游县城。同时，国*由龙游西南一带发起全线反攻，毙伤日*大队长以下官兵甚多。此后，日*主力不顾伤亡，直扑衢县，在衢县及其西南一带的国*计有第26、第、第、第79等约5个师的兵力，准备合围日*，但旋即日*先发制人的打击下竟全线败退。25日，日*迫近县城，次日“冲入衢县城东南角、随后夺取南门、北门和东门，将败走的敌人逼到西北城角，约有敌*被歼灭在水边”。这时，日*第11*早已攻下长沙，并推向衡阳，第13*已达到了既定的目的。27日开始，第70师团“从衢县附近返回金华及兰溪附近集结”。
这样，日*第40、第70师团的作战达到了阻止国*第6、第3战区支援第9战区的战略目标，而第9战区部分兵力又在湘江两岸与日*陷入胶着。整个湖南战场的中心便移到对战略重镇衡阳，震惊世界的衡阳保卫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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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薛岳
三．历史公论
此次长沙保卫战，国*参与作战的部队计有第99、第20、第37、第4、第58、第72、第44以及暂编第2*等8个*25个师，中日双方武器装备相差不大，国*兵力还占一定优势。
长沙城的陷落如此迅速，究其原因，除了国*兵员素质，后勤保障等差距。最主要有以下八大原因：
首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来，就沉浸于“战神”“当今岳飞”的胜利喜悦中，骄傲自满；不听从蒋介石多次命令积极备战，竟认为日*在前三次长沙战役受挫后（实际第二次长沙会战是惨败），一时不敢再打长沙，又以日*兵力抽调至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战场力量薄弱，加之时值雨季，气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于日*机械化部队作战，故而疏于防犯。
当日*攻势明朗后，又完全照搬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老战术，“以第44*守浏阳,第4*固守长沙及岳麓山;第27及30集团*在现阵地迟滞，消耗敌人后，以主力向平江、浏阳附近地区转移;第37*在汨罗江沿岸迟滞，消耗敌人后，向浏阳、永安地区转移……”，“第10*固守衡阳，但以一个师主力开易俗河，掩护湘潭、衡阳交通线……，以一团位置于醴陵,掩护醴陵至攸县之交通线。”可以看出，正面防守长沙的兵力只有第4*一个*，防守衡阳的兵力还不足一个*（第10*当时为惨*）,严重分散兵力。据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赵子立和团团长王光伦回忆：“第三次长沙战役时，湘江两岸无情况，以一个*守长沙，兵力尚嫌少，此次，敌人于湘江东西两岸同时进犯，仍以一个*守长沙和岳麓山，守备的兵力与阵地根本不相称。就按岳麓山说吧，北、东、南三面，总共约十三四里，对最优势的敌人，如企图作最坚强的持久防御,一个团只能给予两面的正面，尚必须有充分的预备队，以此而论，仅岳麓山就需一个*兵力，何况尚有长沙呢?”由于兵力不足，且又按“天炉战法”逐次使用,将应参与决战的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甚至于日*非进攻方面作防守，导致长沙和衡阳均无充分决战的能力。第九战区的这种兵力部署，真可谓正中日*下怀。
反观日*早就破解了“天炉战法”，而且准备充分；造成了第四次长沙会战全面溃败。而随着战事不断恶化，重庆*委会
和薛岳一度未作出有效调整；直到长沙沦陷第三天（6月20日），蒋介石才电令第9战区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才稳定了湘*东岸局势，破坏了第11*围歼第9战区主力的目标。
现张灵甫将*陵园
第二：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78页记载“第9战区*的主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
腾讯短史记《蒋介石父子为何不肯重用“名将薛岳”？》
纵观整个第四次长沙保卫战，除了张灵甫率第58师宁乡保卫战、唐伯寅第19师收复益阳，张，唐两部又联手收复永丰外，其余部队大多避战，保存实力。据短史记《蒋介石父子为何不肯重用“名将薛岳”？》指薛岳，吴逸志等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试图将第9战区部队培植成所谓的“岳家*”谪系部队。同时，积极掌控湖南**大权，这引发蒋介石不满；加剧了蒋，薛矛盾。年湘桂会战前后，薛岳还参加“华南分离运动”，在史迪威支持下，与桂系白崇禧，粤系李济深，滇系龙云等积极反蒋；企图另组所谓“西南联防*府”，与重庆国民*中央对抗。不过，并未提及长衡会战期间，薛岳曾为保存实力，而将主力调出。经笔者考证，整个长衡会战中第9战区大部分部队确实保存实力。或许与蒋与薛矛盾，薛倒蒋有关。
第三，情报分析滞后，判断错误
*委会及第9战区对日*投入兵力预估严重不足；重视度不够。
日*“一号作战”于4月17日在河南打响；4月24日，*令部仍判断日*在平汉线的攻势，是声北击南，其目标恐仍在粤汉线。4月27日，*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但徐永昌认为日*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日*在河南的*事行动，主要在打击第一战区的国*，亦可能掩护换防或抢收小麦。是时日*在河南战场的攻势已近半月，而*令部长徐永昌对日*打通平汉路的战略意图仍然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直到5月上旬，日*的战略企图日趋明朗。5月6日，蒋介石才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州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5月7日，*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积极备战；又另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5月15日，*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5月28日，蒋介石召集*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国*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一号作战”的战略要图。
而早在5月初，*令部就收到各方有关日*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粤汉路的情报。*令部第二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由长江下游上运的兵力约12万，由上游下运的兵力约五六万，两相加减，武汉方面日*增加兵力约六七万，计约3个师团。但徐永昌对日*的进攻能力仍估计不足。5月19日，徐永昌在回答蒋介石“豫战之后敌人的动向如何”之咨询时，认为日*无持久进攻力，其部队亦多为杂凑。
实际日*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为此，日*准备投入个大队的兵力，比年进攻武汉时的个大队的兵力更大。这些兵员中确有很多只经过短期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兵团。但日*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作战准备，其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相比之下，*委会虽知道日*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将要进犯粤汉路，但*令部对日*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却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直至会战打响十余日之后，*令部才拟出一个作战指导大纲来，此时长沙已陷入日*重重包围之中。
5月26日，亦即日*发动湖南会战的当天，日*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说：“随着我*作战准备的进展，敌方估计我将在岳州（今岳阳）、常德、宜昌以及浙赣地区，也发动进攻，因而似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它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委会虽不象东条英机分析的那样没有觉察出日*的主攻方向，但低估了日*的作战能力和野心，因而未能采取积极的对策和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要知道，豫中会战刚刚结束。吃过情报分析错误及对日*兵力投入预估不足亏的重庆统帅部，竟然还天真认为日*不会大兵压境。大大低估了日*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未及时采取积极的对策和进行充分的准备。
时任*令部长—徐永昌上将
另据徐永昌日记可知，*令部内仍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如*令部第一厅认为，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并窥伺桂林。而*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据他的推断，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株州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亦决不至西入桂林。“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坚持认为日*没有打通粤汉、湘桂路的意图。
正是情报分析判断的种种错误，致使*委会未作出正确的决策。对日*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又处处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与国*不同，日*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最终将国*逐一击破。
第四，重庆统帅部内部分歧及战略错误。最终将长衡会战打成*治仗，虽然有其必要性。整个会战一直处于被动，且损失巨大。
在会战伊始，重庆*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敌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后者以*令部长徐永昌为代表。
而徐永昌主要基于*治考量。据6月3日徐永昌日记，*事委员会内部多数认为日*的战略意图是欲打通平汉、粤汉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而徐永昌对日*欲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基地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判断日*的企图是“欲打击我之野战*，杜我反攻或转用”，认为日*的进退程度，全视国*的反击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击重庆国*与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基地，均是日*“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徐永昌之所以对日*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认识不清，乃因为他低估了日*的作战能力。他认为日*“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
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在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溃败，已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群起指责和讥评，徐永昌认为，若粤汉线也不战而退，“抗战前途尚堪问乎？”徐永昌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这造成了长衡会战，一开始就打成*治仗；也注定失败。
而白崇禧身为*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始终持有不同看法。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他不主张国*与日*在正面战场硬拼。他建议将国*兵力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破坏其交通和后勤补给，袭扰和消耗日*。7月26日，白崇禧从桂林致电蒋介石，呈述其战略主张：“对敌战法应重加检讨，查岳阳至衡阳铁路约公里，水路约公里，公路约公里，敌*十万以上，补给不足，我于正面既不能击破敌人及阻止敌人，拟请改变战法，转向敌后袭击其辎重，破坏其交通，使敌饥疲无法持久”。
而*令部长徐永昌则认为，在目前国内外舆论交加贬议的情势下，国*唯有发愤拼命，打几个胜仗，才能提高地位，扭转国际观感。徐永昌的意见大体上表达了蒋介石的心声。而白崇禧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的战略，可能对消耗敌人，与日*展开持久抗战切实有效，但难以在短期内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故蒋介石没有接纳他的建议。显然，又是*治左右了*事。而究其原因，是罗斯福企图利用豫湘桂会战的惨败，逼蒋介石交出中国战场*事指挥权；改由史迪威接任。这也是左右蒋介石*事指挥的主要原因。
第五，国*的指挥与协调太差。
战时国*指挥系统是，重庆*事委员会设统帅部，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下设*令、**、*训、*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战指导、兵员征募、*队训练、*治教育、后方勤务等职能。战区之下，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师、团等。
按照*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和*，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年6月12日*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年5月6日徐永昌日记载，当日*事委员会“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即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徐永昌身为*令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
蒋介石既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中央*嫡系将领固然骄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队长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长沙失陷后，蒋介石曾电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卫西南大后方。薛岳拒不从命，声称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打通粤汉路与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据徐永昌等人揣测，“薛伯陵（即薛岳）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这也佐证了，薛岳参加反蒋运动的事实。
另外长衡会战，除第九战区外，还从第三、第六战区抽调兵力。由于参战系统不一，容易出现多头指挥。除蒋介石越级指挥外，侍从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蒋的名义发号施令。薛岳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其防区内自有调兵遣将之权。李玉堂等集团*主官也可名正言顺地指挥其下属。衡阳会战期间，蒋介石指派*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白崇禧在战略方针上本与*令部长徐永昌意见不一，薛岳的作战意图亦与白崇禧不同。在这种不统一、也不专一的多头指挥之下，难免前后矛盾，左右失调，令作战部队无所适从。以第62*为例，该*属余汉谋第七战区建制。长沙告急后，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第62*担任衡阳外围作战任务，归第27集团*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据该**长*涛晚年回忆，该*在衡阳参战期间，重庆*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林蔚常以蒋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挥；薛岳也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来指挥；李玉堂又以第27集团*副总司令名义来指挥。第62*处于多头指挥而又命令不一的情况下，只好以*事委员会蒋介石的命令为行动依据，直接与侍从室主任林蔚密切联系；有时故意藉蒋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调遣，薛岳亦无可奈何。战场指挥官又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
第六，部队指挥官指挥失当、官兵*心涣散、*纪差等
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多为退却作战，*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第4*的几位谍报参谋在所报告书中详列了该*在长沙保卫战中失败的主因，涉及到指挥、教育、*纪、战术诸方面，凡17条。其中突出的有（一）高级将官渎职、失职。“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或“师各级主官忙于应酬，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使士兵射击技术不精“，“战斗动作生疏”。第4*参谋长罗涛溪“未能辅助主官…战斗间未派员视察阵地，获得紧急情况，又不指示部下办理”。第90师师长陈侃数“失守岳麓山阵地，部队溃散”。（二）部队*纪废弛。“各级官兵擅人民房，攫取财物”，“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三）部队*官贪腐严重。第4**部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财物，用5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
战后，第4**长张德能因擅自放弃长沙于8月25日被判处死刑；其余第59师第团长杨继震、*副官处长潘孔昭、*务处长刘瑞卿、副官处中校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长夏德达等，亦先后被枪决。但这样的重罚，难以治根，更无法挽回惨败的恶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4*长沙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第3-4页。
腾讯短史记曾指：张德能是蒋，薛矛盾的牺牲品；是替薛岳背黑锅。作为第四次长沙保卫战，最主要的指挥者，可见张之昏聩。部队*纪之差。蒋杀张德能，无错。
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
第七，为外援，国民*中央*精锐调往滇西战场
蒋介石为了获得美，英援助，赢得战后大国地位。将大量精锐部队抽调到缅北，滇西战场；其中包括中央*精锐第2，第5，第6，第8，第53，第54，第71*共约20余万人，为半美械部队（另一说由于史迪威克扣，实际装备不足三分之一美械）；缅北还有12万全美械精锐。虽然收复滇西缅北全部失地，但对中国抗战实际价值不大；而大量精锐部队抽调，造成原本苦撑的中国战场，彻底崩溃。
第八，史迪威坑害国*
史迪威听从罗斯福命令，为逼蒋交出中国战场*事主动权。在对华援助物资分配上作梗，造成国*名义上得到美援，实际根本就没拿到多少。特别是克扣中美联合空*油料，导致中美空*掌握制空权；却无法给予国*足够的支援。从本文史料看，日*一度掌握湖南战场制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