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无数中国人在乡村、城镇、城市之间流动,有的进入,有的退出。
岁末年初,记者走访了三类迁徙路线的代表家庭,即从农村到乡镇、县城的就近城镇化,从农村到大中城市的城市化,从城市返乡的“逆城市化”,截取他们过去一年乃至几十年的个人、家族变迁故事,展现每个人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如何寻求安身之所、向往美好生活
走得出大山,抹不去乡愁
走出大山,是龙祥斌一家的家族迁徙史“主线”。湖南郴州市安仁县灵官镇莽山村人龙祥斌,一直清楚地记得,20年前的那个春节,全家刚刚从山里搬到镇上,在新家第一次吃团年饭,第一次守岁,那是新生活的开始……
莽山村是一个边远贫困村落,属于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那里山高林密耕地少,当地流传说“出门就见坡,石头一窝窝”。
龙祥斌的母亲谭美兰说,原来住在山上很艰苦。地里的产出,挑出去卖要走20多公里山路,经常凌晨出门,半夜才能回来。
年,地方*府在灵官镇的一块荒坡上,统一规划建设“移民新村”。莽山村几乎整村搬迁,总共约有户村民搬离大山,家家户户住进了3层楼房。
搬到灵官镇后,莽山村人起初并不适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下子变成了每天大门一开,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得花钱。习惯了从地里刨生活的农民,学着给别人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谭美兰在集市售卖自家酿制的米酒,她的丈夫帮人盖房子、打零工。
很长一段时间,谭美兰总是念念不忘山上的家:瓦房是不是漏雨了?地里的竹笋、树上的板栗是不是可以收获了?慢慢地,村民们也享受到城镇生活的便利,包括读书、就医、赶集。以前在山上时,学校离得远,遇到下雨下雪天,路阻难行。太小的孩子走不了山路,要到七八岁才读一年级。搬下山后,村里的小孩普遍实现了适龄入学。
谭美兰有3个儿子,他们相比父辈走出大山更远。17岁那年,最小的儿子龙祥斌初中毕业后,跟随哥哥第一次离开安仁县,去往广东东莞,在一家“利怡木线厂”打工,每月工资元。
南下广东打工,如同很多农村孩子的“成年礼”。安仁县位于湘南地区,邻近珠三角,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当地农村的刷墙标语,有这样的口号:一人劳务输出,全家脱贫致富。
“17岁以后居无定所,基本都在外跑江湖。”龙祥斌说。他还做过人力资源,给企业招工,一年有三四万元收入。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工厂倒闭不招工,他又干起了木工老本行。
年,积累了一定资本的龙祥斌,回到安仁县创业。然而,做木工是一把好手,做生意却并不顺利。他代理销售牛奶,因为一次性进货过多,产品没有销售出去便过期,亏损了两三万元；跟着别人炒现货白银,“投进去2万多块钱,几个月就全亏了”。
尽管吃了几次亏,龙祥斌并不灰心。他的人生哲学是,赚了钱就投资,没钱了就再去打工,前提是不能负债太多,要稳稳当当,在可承受范围内。
让他觉得值的投资,是在县城买房。年,龙祥斌看中了安仁县中央商务区的一套平方米的三居室。房价是每平方米元,他找亲戚朋友筹借8万,付了全款。“有了房子,就没了后顾之忧。”龙祥斌说,在县城买房,主要是为小孩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自己再去挣钱,辛苦点也无所谓。
龙祥斌有一对儿女。儿子小荣年出生,现在安仁县城思源实验学校读小学。龙祥斌外出打工的日子,小荣成了“留守儿童”,由爷爷接送上学、做饭。以至于父子俩在一起时,小荣总是盯着动画片看,和爸爸没有太多的交流。
年,小女儿降生后,龙祥斌决定留在家里多陪陪孩子,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没有外出打工。空闲时,镇上谁家盖房子,他会帮着做泥水工,每天挣多元工钱,双手因此还磨出了水泡。
新的一年开春后,龙祥斌准备再次启程去广东。他的长远计划是,争取早日回家乡发展,如果有钱了,为莽山村做点事,比如开发乡村旅游。
如今的莽山村,仍常住有30多户没有搬下山的村民,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走出大山已经20年的谭美兰,习惯于每两个月去莽山村“打个转”。因为在那里,有她挂念的竹笋、板栗,更有“莽山村人”难以抹去的乡愁。
跨过城市和乡村的界线
湖南长沙市湘府路湘府十城小区,临街有一间不起眼的早餐店。开业几个月来,成为周边很多居民和上班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去年12月底的一个周日,临近上午10点打烊时,还有顾客穿着睡衣下楼买包子。听说早点已经售罄,有人和店主开玩笑说,“下次记得帮我预留几个”。
早餐店店主周福海、周东海是一对孪生兄弟,名字取“福如东海”之意。这家15平方米的小店,是兄弟俩创业的起点。对于他们的父亲周文辉来说,则有着更深远的意味。周文辉的老家,位于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就是益阳和长沙交界的地方。”他总是爱用这样的表述,来形容家乡的位置。而迈过这条边界线,融入省会长沙,他用了足足20年。
20多年前,农民周文辉在老家种着4亩薄田。粮食价格不景气,除去买农药、化肥的开支,基本没有什么结余；养鱼,因为涨洪水遭受损失；喂猪,猪价又遇“过山车”——他几乎赶上了农业“靠天吃饭”的所有问题。
“在农村靠种田的收入,没法子生存下去了。”年,过完春节后,周文辉和妻子决意逃离土地的束缚,跨过那条城市和乡村的界线。
第一处落脚的地方是长沙雨花区高桥大市场。位于长沙城东的高桥街道,商贸、物流行业发达,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有18万,其中本地户籍人口只有3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外来人聚集地。
雨花区怡园社区*总支第一书记、“他乡美”新市民俱乐部创始人游端霞说,当时外来进城人员涌入长沙找工作,缺乏生活、生产技能,有的不会使用液化气,有的过马路不会看红绿灯,有的语言不通,难以和本地人交流。
周文辉两口子要在城市谋生,只能靠勤劳的双手。最初,周文辉在高桥大市场,骑着一辆人力三轮车搬运建材。搬运一块1.22米乘以2.44米的大型板,每上一层楼收费5毛钱,一天能有几十元收入。他的妻子在高桥大市场卖早餐,每天天亮前2小时起床准备,然后在市场和建筑工地两头跑,一边各卖六七十份炒粉。一份炒粉2块钱,可以赚8毛钱。
靠着一件一件搬运,一份一份炒粉,两口子总算在长沙有了基本收入。然而,刚刚好转的生活却遭到当头一棒。年,一次意外触电事件,导致周文辉手脚截肢,丧失劳动能力。
“偷闲非善策,吃苦是良途。”记者采访时,因为脊柱神经发炎卧病在床的周文辉,回忆起最艰难的时候,仍然坚守这样的人生信条。曾经有人提议他可以上街要饭。他说,“做人要有骨气,即使给10万,要我说一个‘讨’字,我也不愿意。”
出事后,在社区的帮助下,一家汽修厂接收他做宿舍门卫,每月发几百元工资。此后的11年,他都蜗居在传达室,直到年,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周文辉认定,要在城市倔强而有尊严地活着。他买了一台“联想牌”二手台式电脑,靠残缺的指关节操作,学习法律知识,对一些条文背诵如流。股市红火的时候,他学会了看K线图,周围炒股的大姐大妈们,都来找他取经。
在双胞胎儿子的眼里,父亲是人生榜样。年出生的福海、东海,在老家益阳读完高中后,分别去学了西餐和中餐烹饪。他们从单位食堂的学徒做起,一直到星级酒店和知名餐厅的厨师。工资由每月元,涨到了0多元。
看到福海、东海一步步成长,周文辉说,“伢子,你们可以自己开店了。”父亲坐着轮椅亲自上阵,帮着一起挑选门面,花了3个月时间。年7月,兄弟俩在湘府路的早餐店开张,主营各种包子、卷子、馒头、豆浆。
店铺工商登记名称叫做“一颗心”。周福海说,做包子最重要的是馅,做餐饮最重要的是良心。他们家的肉馅是买的猪前腿肉自己剁,豆浆是现榨,可以吃得放心。
总是面带笑容的兄弟俩说,他们给人生定了一个“小目标”:店子慢慢发展成连锁,以后能在长沙买房安家。“虽然不一定富裕,但有目标就好。”周文辉记得,7月14日,两个儿子推着轮椅,带他去门面上签租约。他对福海、东海说:你们真正长大了,迈出了踏实创业的第一步,可以在长沙成家立业了。
那一刻,周文辉不禁感慨,自己来长沙整整20年了,之前这个城市一直是他乡,现在慢慢有了一种家乡的感觉。
从“海归”到返乡“新农人”
湖南耒阳市竹市镇毛田村,近万亩油茶林覆盖了几个山头。时值冬季,漫山遍野的白色山茶花盛开,一袭红衣的谢琼乍看上去像是普通游客,实际上却是半个油茶专家。
“过去只是觉得山茶花好看。”谢琼说,现在哪棵油茶树是补种的,什么节气果子由青变红,什么时候采摘,一棵树结多少斤果,多少斤果产一斤油,她全部了然于心。
在亲戚朋友的眼中,“海归”谢琼的人生轨迹本是这样的:在上海金融机构工作几年,再去环游世界,最后会在国外定居。
年,谢琼从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硕士毕业,回国后在上海汇丰银行做理财和保险业务。那时,谢琼的工作圈和生活圈,都显得光鲜亮丽。
转折发生在年国庆期间。谢琼回老家耒阳市看望父母,顺便到父亲的油茶基地参观。此前,她只知道做煤炭生意的父亲转型种油茶,但从未到基地去过。
看着果子尚未成熟的连片油茶林,熟知美国商业模式的谢琼问:“不做品牌,有什么价值?”在她看来,国际上的知名企业,比如耐克、星巴克,卖的都不只是产品,而是品牌甚至生活方式。“那你试试做吧。”父亲抛给她一道新的“选择题”。说做就做。利用下班和周末的时间,谢琼着手产业调研、品牌定位、产品设计。产品要健康、有机又时尚,要走国际化路线,目标消费人群是80后、90后——她一出手,就要为传统农业植入新思维。
美国在高度城市化之后,出现了城市社区支持农业(CSA)等模式。在美国读书时,她和同学朋友曾去农庄游玩,采摘苹果,对美国的现代农业有直观认识。她希望,将来中国城市和乡村连接更紧密,城里人可以到乡村和农产品基地,体验“田园教育”。
年,她正式辞职,随后回到长沙,成立了一家山茶油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湖南有全国最大的油茶企业集群,她觉得必须“回归本土”,和农作物和老百姓打交道。
然而,从国际大都市初到偏远小山村,谢琼有些“水土不服”。按照她的设想,油茶树的施肥、剪枝有严格标准,但基地的一些员工奉行“差不多主义”,刚开始不照章执行。很多事情的沟通,“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随后,她又遭遇了偷盗油茶果的村民、涉嫌敲诈的职业打假人。她惊叹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乡村不是只有田园牧歌的“乌托邦”,这是自20世纪初以来,众多从事乡村建设的志士仁人遇过的问题。谢琼试着转变行事方式,不再当一个居高临下、只分对错的“裁判员”。下乡几年时间,谢琼逐渐学会了“老练”地解决问题,比如怎么应对采摘成本高,怎么进一步拓展市场,怎么找到好的合作伙伴,怎么和*府打交道。流转林地的租金,发给村干部可能会被截留,那就一家一户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上。
谢琼说,以前觉得耒阳只是一个小县城,在国外没人知道,介绍湖南时都得加一句“那里是毛泽东的故乡”。如今,家乡在她心里的存在感增强,她想让家乡被更多人熟知。“耒阳有万人口,有3张名片,分别是千年古县、油茶之乡、蔡伦故里……”面对记者,她俨然是一位耒阳城市代言人。
“真正扎根了。”曾经认为谢琼只是“玩一玩”的亲戚朋友这样评价。她说,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她想用经济、社会的力量为乡村带来一些改变,坚持才能做出成效。
安身之处是吾乡
在上海某金融机构工作的小赵提前买好了回湖南老家的飞机票,他盼望早日见到在长沙工作的妻子。不过,等到团聚时,一场“安家之争”在所难免:分隔两地不是长久之计,到底是共同到上海这座特大城市奋斗,还是回长沙安家多陪伴父母?
临近春节,一年一度的“春运”大片再度上演,很多人在返乡、回城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类似的路线选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将来要到哪里去,能在哪里定居,实际上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共同构成了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人口迁徙的“中国城镇化”。年末,我走近从农村到乡镇、县城买房的龙祥斌一家,从农村到大城市的周文辉父子两代,“逆城市化”的海归谢琼——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好构成了3种典型的“城镇化迁徙路线”。
这场迁徙已经持续三四十年、延续几代人。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农业部门进入非农业部门,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
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年末,中国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未来,城镇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从全球规律来看,大城市是人口迁徙最重要的目的地,因为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土地利用效率更高,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城市规模庞大固然会造成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但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人多了”“人密了”,更多是因为城市管理水平不高、布局不均衡等。
不管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劳动者,大城市都应该学会包容一点,让无数在城市打拼的“外来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下,有房住、有学上,享有和本地人一样的公共资源和服务。
在GDP刚破万亿的湖南省会城市长沙,周文辉的故事虽然普通却触动人心。周文辉从农村到城市,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又遭遇手脚截肢的沉痛打击。换作其他人,恐怕难免自暴自弃,可他身残志坚,信守“吃苦是良途”,在城市里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相比迁徙到大城市,就近城镇化是一条更为现实的路径。大约一年前的春节,我在湖南某地农村采访,遇到每年才回家一次的“90后”阿星。他坐在老屋前坪晒谷场的一张长凳上,掷地有声地说,“我想跳出农村”。他准备先在广东干几年,存点钱,再回县城买房子、娶老婆。
长期以来,农民工远离家乡、进入城市打工,家里剩下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获得劳务收入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很多像阿星、龙祥斌这样的年轻一代农民工,他们想“跳出农村”,又不愿意长期在大城市,城镇和中小城市成为他们既可以过城市生活又可以不离亲人、故土的理想所在。
第三条路径是“逆城市化”。虽然这不是主流,但近些年越来越多像谢琼这样的年轻人“逆流”而动、回到乡村发展,上演着中国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这些年轻人大多从小没有种过地,但有知识有理想,能够将最传统的农业生产和最现代的理念结合,敢于创业和创新。
最近,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离不开人的回归,有人才有活力。目前,在一部分具备区位、资源优势的农村,人才、资金等要素正在回流,城乡由过去的二元割裂逐渐走向良性互动。
3个“路线图”的故事,是中国城镇化的缩影。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每个人都是一朵奔涌向前的浪花。每一种故事,展现的都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历程。乡关何处?虽然小赵两口子的“安家之争”尚没有结果,但他们已决定要尽快把家安定下来。也许,不论是哪种城镇化路径,能安之处便是吾乡。（本报记者白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