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年正月初五和老婆在安仁县*山公社领的结婚证，领证的时候，公社廖秘书看看我，五味杂陈地叹着气说：“你是知青啊。”廖秘书的话让我百感交集，不由得鼻子发酸，新婚的喜悦立即罩上了悲凉。
到了晚婚年龄还未结婚的人，旺盛的荷尔蒙让你感到春色恼人，日子过得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农村青年，到了到了晚婚年龄若还不结婚，只怕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回城无望的我可不想打一辈子光棍。
那时候我在大队副业队做会计，在副业队炊事员李老头的撮合下，与他的姨女结了婚。乡下人说：老口子草鱼苗，落塘吃草。到了晚婚年龄的我们早就发育的熟透了，老婆婚后第二年正月初二就生下了大女儿。
成家立业，谁都想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用当地话说“鸟儿也要个窝”。可是，在这大集体年代，农民能混上半饥半饱的日子就很不容易了，谁也没本事盖新房，象我这样刚迁来的单身汉，想要盖两间属于自己的新房，更加是异想天开。年冬我从邵阳县农村转点到安仁县农村插队以来，一直借住在大队长家的老屋里。
到了年，我依然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只砖。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房子让老婆容身，所以，老婆一直就住在离我们生产队五里外的娘家。结婚已经三个年头了，再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老婆总不能将第二胎、第三胎……还生在娘家吧。
老婆娘家有一个妹妹和一个扎过脚的老妈，正因为她家没兄没弟，老婆才得已把孩子生在娘家。更值一提的是老婆家是贫农根子，老婆因为父亲死的早，为了免遭生产队的人欺侮，经常与人斗嘴争狠，养成了强悍的作风。老婆婚后仍旧在娘家生产队出集体工，在娘家生活，生产队的人也奈何不了她。队上人有个别人站出来提意见，说她结了婚就要随了丈夫去，不能再呆在生产队。她一听就火了，反而说要把我迁到她们生产队来落户，做上门女婿。(当地有这个乡俗，没儿子的人家可以让一个女儿招女婿入赘。)老婆妈妈、妹妹也都期盼我去她家做上门女婿，希望着有个强壮的男劳力做她们家的顶梁柱。对老婆这个说法我并不反对，反正我是只身一人的光棍，又穷的连家具农具都奇缺，过起日子来，烦心的麻烦事太多了。做个上门女婿，只管开工做事，家中的重体力活也不必她们母女去累了，对大家都好。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力气倒是有的是，除了卖力其它都不用操心，何乐不为。
老婆到是想的美，生产队的人可不干了，队里人多田少，多个人就会多分去一份口粮，若是我去老婆家做了上门女婿，以后生子生女，生产队不知要增加多少人口，大家都会因此而减少口粮，算算细账，不仅是眼前亏了，越到后来更显的越亏。老婆没达到目的，天天和生产队吵，几场争吵下来，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我不去她们生产队做上门女婿，生下的孩子男、女双方平摊户口。就这样，两个青年农民夫妻隔着五里路，过起了牛郞织女式的生活。
皇历翻到了年夏，老婆又将临盆，再过两个月我就是有两个孩子的爸爸了。现在，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做男人难，父亲的责任、丈夫的责任象两座大山，压的我透不过气来。我羡慕死了村里那些男青年，他们住着祖辈、父辈的房子，再添些新家具，抱着新人，过着温馨的新日子。我与他们不同，我是插队知青，既没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利人和，又因为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尽管吃苦耐劳，表现很好，在邵阳、安仁两个插过队的地方人缘都极佳，(不仅与基层干部相处的好，也招绝大多数群众的喜欢。)但是招工、招干、当兵这些好事都没我的份，摊上了这样的命，有什么法?不得不认命。
人穷到极处，也就无所顾忌，什么法子都敢想。
我记起了年福建的知青父亲李庆霖，在穷途末路之际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诉苦求助信，得到毛主席的重视，还回了亲笔信。由此我受到启发，也就给国务院上山下乡知青领导小组写了封信，把我的困境窘相详详细细地说了。我对写信的结果并不抱希望，但还是写了，我想：有不有结果没关系，诉诉苦渲泄一下心情也是好得，反正没损失什么，只不过花了八分钱邮票而已。
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蔭。”出我意料，不知是我这封信起了作用还是巧合，半个月后，县知青办通知我去面谈。在知青办公室，高大英武的中年女主任关切地问了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接着告诉我：“你写给国务院上山下乡知青领导小组的信已转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前知青办因为人事变动频繁，不知你的困难，没有很好地关心你，对不起了。”然后要我把所有困难都说出来，能解决的一定会解决。
忽然间喜从天来，受宠若惊的我激动的不得了，抖嗦着一边讲了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一边大力称赞贫下中农对知青的关心。主任叫我马上写份申请困难补助的报告，几分钟后，我简明扼要地将申请报告涂好，递给主任，主任看也没看就转手递给一脸斯文的罗秘书，罗秘书接过看了看，微笑着说：“小伙子，有水平啊。”我听得出，他是在夸我给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写的那封倒苦水、诉艰难的上访信，罗秘书在报告上签了字，又盖了个章，估计是主任的章，又递给美女王秘书。王秘书是出纳，收好我的报告后递给我一张表格，表格上有不少人的名字，王秘书指着我的名字让我在上面签了字，然后数了三百元钱给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安仁县知青办对已婚知青的补助花名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补助元到元不等。这个花名册是县知青办对全县知青普查后才造的，让几十个因结了婚或其它原因不再被视作知青的的人重新获得了知青的身份
拿到钱后，罗秘书又给了我三个立方米的杉树栺标，有了这些钱和杉树指标，自己再凑点，马马虎虎盖两盖新房是不成问题了。忽然间捡到个金元宝，我激动的眼睛都湿了。
当时，知青问题已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文革刚结束，逐渐被遗忘的已婚知青受到了中央的重视。而我这封上访信恰逢其时，正好碰上了这个机遇，正如人们所说的“赶早不如赶巧”，竟收到了意外的惊喜，之后全国各地有关已婚知青普查的报道也陆陆续续地见诸报端，“已婚知青”这个特别的历史名词开始出现，直到知青大反城，历时两年多后逐渐消失，今天已很少有人还记的起这个名词了。
一个月后，安仁县知青办召开了安仁县已婚知青大会。
开会这天上午，我早早吃过早餐，步行五里赶到县礼堂，才刚八点，礼堂第七、八排中间已经坐了六、七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个个黝黑清瘦。知青里应该没有这么大年龄的人，但我又搞不清他们的实际身份，估计是进城办事的农民，走错了地方，觉得新奇，坐下来享受一下县礼堂的味道。我没理他们，独个儿闭着眼睛养神。过了二十来分钟，知青办领导来了，接到通知来参加开会的已婚知青也陆陆续续来了。参会的人只有50多个人，大家都坐在前面，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睁开眼瞅了瞅那几个四十多岁的人，他们坐的第七、八排本应是前面偏中的位子，现在成了最后面的听众。那几个人依然坐着一动不动，全没有要走的意思，我甚是好笑：真是乡下农民，没见过世面，人家要开会了，还坐着一动不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