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仁人习惯将门槛叫做地铺，或者地头。记忆中，安仁的传统建筑物——哪怕是猪圈茅厕，都是有地铺的，人或动物要出来或进去，都需跨过一道地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地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内外的沟通不再有障碍，是不是意味着开放的国人已经真正与外面的世界接轨。但我知道，随着地铺的消失，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其实传统建筑大门口，是不仅仅有地铺的，它的门顶上至少会有两个或大或小，或圆或扁，或镂空或实心，或雕有麒麟狮象、龙凤异兽，或标注乾坤阴阳四方八位的圆木，叫户对;门槛的外侧则立有一对叫做门当的石墩，或为鼓形，或为怪兽，或为简单朴实的石块。总之，不管是什么人家，也不管建筑物本身如何，它的门都一定会带有门当户对的。门当和户对，就是门的身份证，也就是主家的名片。据说，任何主家都会很自觉和客观地给自家的门安上对应的门当和户对的，没有谁敢打肿脸充胖子，有意夸耀门楣。旧时候相亲，讲究门当户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只要看看人家的门当和户对，就知道两家是否相配。
我出生的那个村落，历来没有大户人家，因此没有哪家的门顶上会有出奇的大户对，都不过是两个小小的圆木，甚至是扁木，而门当则是清一色的两个石墩子。小时候因为不懂门当和户对的意义，那两筒或圆或扁的木户对，于我毫无兴趣可言，两个门当倒是有些吸引力的，大热天的时候坐在上面纳凉，那个爽，没有亲身体验过的城里人是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最最吸引我的是那个一米见长的门槛。大门门槛是用一整块青石做成的，虽然两侧有些凸凹不平，但上面一方却是光亮的。夏天的早晨，乡下孩子早早地要么被雄鸡吵醒，要么被父母拧着耳朵催醒。醒了的我们都不会立马按照父母的旨意去放牛、浇水，而是都会睡眼惺忪地或坐或趴在地铺上睡一小会回笼觉——至少也得在那里醒醒眼眠。夏天的晨风总是那样的撩人，往身上一吹，我们马上又会软绵绵地趴在上面流着口水睡着了。要想彻底醒过来，除非是几个小朋友同时为争夺门槛打了起来。最后几个人即便闹出意见，互相朝对方翻白眼，可最终还是会在门槛上各坐一端，享受着各自清凉的感觉。
那时候大都是几个家庭共用一个厅屋，厅屋的门槛自然也就为几户人家共有。吃早餐的时候，往往是门槛最热闹的时候。负责煮饭的孩子刚从红红的稻草灰里把煨熟的辣椒扒出来，坐在门槛上的孩子便会麻利地用椒钵装了，然后叉开双腿横骑在门槛上，用大腿夹紧钵子，歪着脑袋使劲地捣起来。几家的椒钵在同时鼓捣，刚刚放出的鸡立马又会围拢过来，伸着脖子总想捡点便宜。不一会，外出做事的大人们回来了。他们只在门口的池塘里简单地洗一下手脚上的泥巴，便进屋舀出一碗粥来，就着椒钵，或蹲或坐在门当上，“咂吧咂巴”地吃起早餐来。大人们出工去了，我们还是会赖在门槛上不走，有时也会把从菜园里摘来的菜坐在那里拣了，有时会把大人们煮好的田螺坐在那里挑了。总之，坐在门槛上边做事边吹风边讲故事边听知了鸣叫，实在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间或也会有独自拥有门槛的机会，那时你可以什么也不做，只需将脸和肚皮贴在地铺上趴着，或将头慵懒地靠在门柱上，将双脚齐齐地伸放在门槛上养神，这世界便全部属于你了。
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便在门口的池塘里闹腾开了，不把那一塘水搅得像米汤，不把那些鱼闹得到处乱窜是不会上岸的。上了岸的我们，会带着弟弟妹妹，坐在门槛上吃从菜园里摘来的各种瓜果，等着大人收工，等着鸡鸭进笼。
原来我一直以为，修房子时之所以要修门槛，其目的无非是给小孩们纳凉享受的，长大后才发现，门槛的作用不仅仅是用来作“铺”，更是用来聚财的。据说有了门槛，家里的钱财就不会轻易外流，外面的脏物也不会轻易入侵。那时候在农村，男婚女嫁时是要有个亲爷亲娘接亲的。当新郎将新娘领到大门口时，如果站在门内的接亲爷、接亲娘没有伸出手来把他们拉进去，那么新人是不能擅自跨过门槛的，而且新人在跨门槛时，万万不可以将脚踏在上面，如果不小心踏了，会被认为是一种挑衅：一来就想踩踏在夫家人的肩膀上作威作福，此后必然不会有好果子吃。门槛有时其实就是一种主权宣誓，门槛之外，你可以乱来，而要想跨过门槛，则必须要经得主家的许可，即便是要饭的，你如果胆敢擅自跨过去，主家可以将你当做贼人乱棍打出。有时我想，怪不得那时的乡村民风淳朴，原来是有一道门槛修在了人们的心中，知道哪是底线，哪是雷区。自从没了门槛，不少人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便少了很多规矩，他们可以凭空臆想出自己想要的身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为所欲为。心中没有门槛的人，思想中也没了禁区。
怀念门槛，它不仅是我凉凉爽爽童年的纯真回忆，更多的恐怕还是一扇道德的屏风和心神安宁的保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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