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
纵观父亲一生，在*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
人所共知，在*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
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
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
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
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
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陕西省监狱。
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
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
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
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
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
父亲对人民、对*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
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
敬爱的*继续工作
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溜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攻*”。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至上，为*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的落脚点和红*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有一点集体记忆中的个人补充。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父亲要是还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亲身参与决策、参与实施的特区建设事业发展得这么快，他该多么欣慰啊！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不犹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治气氛下，*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出履新后的历史贡献。
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火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万人，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治思考、*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
今天，特区已经发展变化得认不出来原来的模样了。谁能想到，今天深圳第一家上市酒店深圳新都大酒店，当年只是贵州生猪出口基地；而处于更中心位置的深圳五星级阳光大酒店，当年则是湖南生猪出口基地。今天，“那边”，香港人络绎不绝迁居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户；而“这边”，美丽富足的深圳令民众乐居，“逃港潮”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时，许多优秀企业家参与了改革，一批国有企业、股份企业、民营企业，现在都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航母。父亲的百年诞辰，他们纷纷表达哀思之情，共同的心声是：广东的先行改革开放，使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企业提前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而改革开放的红利也给南粤大地带来巨变，无数年轻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面含微笑，注视着这一切。父亲当年实施广东先行开放的壮举，遭受过多少无形的*治压力，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治选择，父亲没有说过，我们亦无从猜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父亲内心的使命感来自人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对父亲的命令，父亲只是又一次听从了人民的召唤而已。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支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呆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
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
大姑是父亲的亲妹。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儿，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谊。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生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
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词”，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新世纪的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词”这样写道——
今年以来，深圳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胆开拓，科学决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在年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在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方面开了好头。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儿里感到十分欣喜。
这是他老人家对南粤人民最后的祝福。34天之后，00年5月4日，父亲安然离去。
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他没有离开广东，没有离开深圳，他还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父亲说：
“我的一生，是为*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
当然，他确实不必写什么，他服务于*和人民事业的赤诚，几乎是“存乎于心，发乎于情”的一种天然，不必刻意记载。他不希望被人记住。
父亲百年诞辰，家里陆续收到一些各方面送来的纪念文稿，情浓意挚。文章叙说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的光荣，寄托着对百年父亲的哀思，也告慰父亲：人民想着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和人民继续着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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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潞水境内的露岭是炎帝神农氏榆罔的封地。潞水及其周围地区因此又被称为“神农故地。”《潞水乡志》（年1月出版）引《史略循蜚记》说：*帝杀蚩尤，封榆罔于露。又引《湖广通志》云：*帝次子少昊金天氏葬茶陵露水。“潞水”一名即由这些记载而来，中间经由了由“露水”演变为“潞水”的过程。
露岭，潞水人称之为“露里坳”，与杨柳仙、天堂山（一说叫天子山）相连为一体。山脉西侧为攸县凉江乡，南段与虎踞茶涧相连，东侧即潞水镇，是大元村的主要林地所在地（但其中大部分属国营云阳林场）。露岭在颜氏族谱中记为“鹭岭”，如果单指一座山，露岭就是“露里坳”；如果指一个小山系就是包括露岭、杨柳仙、天台山等山脉在内的山系。通常情况下，指的是一个叫“露岭”的小山系，它是武功山的一个支系。潞水河的五大支流有四大支流发源于这个小山系，其中又以发源于露岭山麓公彦龙的洋田江、发源于天台山茅叶龙深涧中的潞溪为两大主要支流。在谱牒记载中，潞水河多记为“潞溪”、“潞水溪”。潞水河是潞水方言区内唯一的河流，它发源于露岭这个小山系故而称为“潞水”。潞水河流经潞水地区，故而人们把这个流域称为“潞水”。一句话，“潞水”之名是因河而得的。所以，几乎是所有的谱牒都把潞水这个地方称为“潞溪”（如颜氏族谱称其先祖“徙居潞溪”）。
《酃县志》载：“茶陵睦乡有潞水溪，相传炎帝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酃县即现在的炎陵县。酃县因“邑有圣陵”，于年改名为炎陵县。这个记载与潞水的一个民间传说完全一致。民间传说，炎帝神农氏死后，决定安葬在封地附近的天子山，坑挖好后，发现坑下有溶洞，坑底是空的。风水先生阳丙吉认为这样就“破气”了，炎帝神农氏安葬在这里会走了“龙脉”。于是，大家决定把炎帝神农氏的灵柩南迁，安葬在另一个风水宝地鹿原坡。这就是现在的炎帝陵。这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的地方即天堂山。天堂山是潞水镇最大的山，也是农元村的主要林地。因为这个传说，潞水民间又把它叫做“天子山”。民间称炎帝神农氏为“神农皇帝”、“神农天子”，“天子山”，意思就是安葬神农天子的山。一部分老人甚至还能清楚地说出那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神农氏的古坑位置。
说到这里，似乎有太多的问题必须一问了，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要说清楚：炎帝神农氏和榆罔是什么关系？榆罔为什么会来到潞水这个地方？
先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以一个人生平的功业来给人命名，这大概是古人的一个习惯。“轩辕”的原意是指车辕。王逸在注释《楚辞·远游》时说：“轩辕，*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为‘轩辕氏’也。”又，《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云：“*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据此，王子今先生推测，这样的称谓“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中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神农氏”一名也是这样而来的。《白虎通·号》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段话告诉我们：神农之所以称为“神农”，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过重大的发明创造，使人民深受其益。至于“炎帝”这个称号，则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古人把这个学说与南方地理上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于是，衍生了“炎帝”这个称号。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以后，成为南方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帝”，南方的“帝”。南方有炎热的特点，五行属火，所以，就称之为“炎帝”。我国南方的一些省份有许多纪念、敬仰炎帝的遗迹和传说，乃至民俗，对此，赵世超先生在《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一文中用五行学说作了解释：南方丙丁火，气候炎热，与火的特征相似，“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易》云：“炮牺氏没，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为炎帝。”蔡邕《独断》云：“木生火。宓牺氏没，神农以火德继之。”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这是阴阳家将阴阳五行理论推广到*治领域，以阴阳消息、五德终始理论解释远古时期的帝王及后世的王朝前后更替现象的结果。
那么，炎帝神农氏与榆罔是什么关系呢？还得先说一些“题外话”。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这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但在历史上，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似乎一直是个悬案。一种意见认为两者并非一人。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明确表述这种看法，但是，对此是有所暗示的。《史记·封禅书》引管仲的话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管子是最早执这种理论的（语见《管子·封禅》，文字与《史记·封禅书〉相同。）后来，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则直言：“神农非炎帝。”但是，似乎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种主流意见认为神农氏和炎帝是同一个人。许多文献资料对此作了解释，比如，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说：“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基于这种认识，部分文献资料还特意记载炎帝神农氏所传的世系。但是，文献资料在叙述炎帝神农氏所传世系时，有“八世”与“十七世”、“一百二十年”与“五百二十岁”之异。《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这八世即《帝王世纪》所说的：“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听谈（又作听祓）。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及轩辕氏。”《吕氏春秋·慎势览》说：“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七世就是五百一十年，与前面所说的“五百二十岁”相符。但是，这样的记载难以磨合之处也很明显：到底是“八世”还是“十七世”？是“一百二十年”还是“五百二十岁”？神农真的“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吗？“八世”怎么可能“合五百二十岁”呢？对此，何光岳先生解释说，可能，《帝王世纪》所说的这八代只是神农氏也即炎帝氏族部落系统中较杰出的八代首领，他们的功业被自己的部落后裔传诵着，所以，他们的名字才流传下来，而其余的几代，他们的名字则可能不为人所传记了。至于这八个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他们在农耕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而来的。比方说，帝榆罔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他发明了在农田周围广植榆树以防风灾和动物践踏庄稼这种耕作技术而来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祖先崇拜情结的传统：祖先的后代是不会轻易忘记祖先的名字的。至于“一百二十年”这种说法，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可能，这至少是两代神农的在位时间或年龄。
还得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称号呢？文献资料似乎对此已作了解释。王符说：“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世本·帝系篇》云：“炎帝身号，神农代号。”《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始教农耕，故号神农氏。”《易》云：“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些解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似乎仍然是“语焉不详”，缺少具体可感的信息。比较而言，何光岳先生的解释应该是最为具体的，因而也较为合理。他解释说：神农和炎帝是同一个氏族的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首领名称。神农氏这个名称在前，氏族首领叫神农氏，氏族以首领的名称命名，也叫神农氏。后来，这个部落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叫炎帝，或者说，南迁以后，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改称炎帝，同样，人们也以他的名字来作为氏族部落的名字，这个氏族改名为炎帝部落。这样两个时代的其他首领都沿用神农、炎帝这样的称号，所以，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和氏族部落世代也就流传延续了八代或十七代，达一百二十年或五百二十年之久。但是，这种解释至少与《逸周书·尝麦》等古籍的记载不一致。看来，对这样的问题还是存疑为好。
我们现在不妨以何光岳先生的解释为据来说炎帝神农氏与榆罔的关系:榆罔是炎帝神农氏这个氏族部落系统中的第八代首领，一个杰出的首领。因为他在农耕史上的重大贡献，而在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系统中的众多首领谱牒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个叫榆罔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为什么来到潞水呢？
先来看一看文献资料。《史记·五帝本纪》对此透露了一定的信息。司马迁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帝。”这些记述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其一，*帝轩辕氏部落崛起的时候，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开始走向衰落。这时，这个氏族部落已无能力控制其它氏族部落，最终因为一系列的内忧外患而逊于*帝轩辕氏部落。从此，*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而为天下共主。
其二，在*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的过程中，内*方面，*帝轩辕氏经过了“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的励精图治；外交方面，*帝轩辕氏有过“抚万民，度四方”的努力，还有“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这样的重大战事。
其三，阪泉之战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反*帝轩辕氏取代天下共主地位的反击战。这场战争之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与*帝轩辕氏氏族部落之间是什么关系？*帝轩辕氏征蚩尤的涿鹿之战时，有过“征师诸侯”的外交、*事活动，这项活动中的诸侯是否包括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还有，蚩尤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信息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一般的历史书籍认为，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中的成员。他趁自己的氏族部落在阪泉之战中大败，大伤元气的时候，发动内乱并打败自己的首领，一度取得了氏族部落的领导权。可能，蚩尤是个鹰派人物，不甘于被*帝轩辕氏打败的命运，有过整兵再战*帝的举动，这就是涿鹿之战。所以，*帝轩辕氏部落乘机与既吃了败仗又大权旁落的炎帝神农氏联合，在涿鹿大败蚩尤。对此，《逸周书·尝麦》做了明确的记载，原文是这样的：“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很明显，前面所说的“帝”，应该是*帝，后面所说的“赤帝”应该是炎帝。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解释上述疑难问题。还有一些记载认为，与*帝轩辕氏合作打败蚩尤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就是榆罔。清代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尹继善主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轩辕氏》载：“蚩尤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弩以暴于天下，兼并诸侯，攻炎帝榆罔，榆罔逊居涿鹿。”《吕氏春秋·慎势览》载：“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至榆罔失。”这些记载明确的告诉我们：与*帝轩辕氏进行阪泉之战的，以及后来与*帝轩辕氏联合，在涿鹿之战打败蚩尤的都是炎帝神农氏榆罔。这说明炎帝神农氏到榆罔时代，至少在北方地区，已是彻底衰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榆罔可能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北方地区的末代首领。
衰落的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到哪里去了？《史略循蜚记》载：“榆罔名参卢，居空桑。尤居之，乃封榆罔于路。路，露也。”就是说，榆罔被蚩尤打败，原来的居地被蚩尤占了，流落到“路”这个地方，*帝轩辕氏便卖了顺水个人情，“乃封榆罔于路”，“路”也叫做“露”。《路史》也有类似的记载：*帝轩辕氏封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
我们假定这个“路”或“露”指的就是以露岭为中心的潞水镇，这些记载也就暗示着衰落了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榆罔的领导下，已经南迁到湖南茶陵这个地方了。至于说*帝轩辕氏封榆罔于潞水的露岭，似乎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顺水人情。
《帝王世纪》载：（神农氏）“有圣德，继无怀氏之后，以火承木，住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一曰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炎帝。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看来，炎帝神农氏南迁途中，还有过勤修内*的努力，并取得了招抚夙沙氏这个氏族部落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向南迁徙的路线，则是由北方的姜水流域（今陕西宝鸡市附近）迁至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即“陈”这个地方），向东迁徙的方向则是由河南开封附近迁至今山东省的曲阜（即“营都于鲁曲阜”）。
这样的迁徙并不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终结。《水经·漻水注》说：漻水西经历乡，“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书》所谓：‘神农即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历乡即湖北省随县的历乡，这个记载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河南省南迁到了湖北省。《管子·轻重》云：“神农种五谷于淇田之阳”，这个“淇田”据说就是今湖南省宜章县的骑田岭。又王应章在《嘉禾县学记》中解释嘉禾县得名的原因时说：“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又《衡湘传闻》中说：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来山”。《明一统志》说：“耒水出郴州之来山”。这些记载又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湖北省继续南迁到了湖南省。今湖南的宜章、郴州、嘉禾、耒阳、安仁、茶陵、炎陵诸县多炎帝神农氏的遗迹和传说，大概就是因为这样而来的。这大概也是榆罔氏之所以到潞水的原因。
据文献资料记载，湖南境内似乎应该是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最后一站。其原因，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大概是这样的：南迁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历经唐、尧、夏、商数代，都处于南方江汉流域之间。到周初，*帝轩辕氏部落的姬姓周朝势力向南方渗透扩张到了江汉流域，并将其亲族随、唐、蓼、蒋、聃、曾等侯国分封到这里。这样，原来迁徙到这里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生存便受到了周朝威胁，因此，不得不继续南迁到湖南境内了。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也就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原因和路线的问题。但与此有关的其它几个问题仍然有交代的必要。
第一、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过程中，有过什么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活动呢？从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成就就是农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因此，可以肯定，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广到南方，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南迁过程中的重大或主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上活动之一。其它如医药文化的创制、商业文化的创制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无须赘述。
第二、方国的建立问题。这本来应该归之于前一个问题的范畴来讨论，只是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历来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有必要单独立为一项来讨论。其实，前面所引《帝王世纪》中的记载似乎对此有所暗示，“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在山东曲阜“营都”了，自然也就有了方国。何光岳先生从姓氏源流的角度考证，考察了我国一百来个姓氏的来源，认为历史上这一百来个姓氏都是由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及其后裔演变而来的。这些姓氏，至少在商周时期分建了很多国家，即方国，比方说，吕氏之后的吕尚，即姜子牙建立了齐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应该是诸侯国了，或者说，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在周朝受封的诸侯国，而不是宽泛意义的方国了。杨向奎先生的《论“以方以国”》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考证，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申、吕、齐、许诸国。“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后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这四个方国中的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只有齐在今山东省，处在北方地区。这个问题的厘证给我们的暗示是：方国的建立，有可能扩大到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联盟的范围，即这些方国也可能对外打着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这个旗号，他们的首领也以炎帝神农氏自称。
第三、南迁的部族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的本系还是支系？这实际上牵涉到了榆罔和湖南、潞水的关系这个细节问题了。文献资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联系某些资料及炎帝神农氏在南方的遗迹、民间传说来作一些推测。《水经·漻水注》记载的这个遗址和传说与陕西歧山姜城堡神农庙和九圣泉的遗址和传说相同。这说明湖北省随县历乡的神农诞生地，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之后一个袭称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的诞生地，因为同一个人不可能在两个地方诞生。有专家考证后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途中，炎帝神农氏的臣属重黎（即祝融氏）曾定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一带，其后裔又徙居湖北、湖南，今湖南炎帝陵（即炎帝县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就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领。这就是说，这个部族南迁的，既有部族的本系，又有部族的支系，乃至于臣属的方国部众。
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历时悠久，部众庞大，工程繁浩，当他们最终迁徙到湖南境内的时候，要问它的领导人是谁，特别是作为这个庞大、复杂的部族的唯一共主的首领是谁，这实在是不可能可以得知的事情。《史略循蜚记》所载及民间传说记载说是一个叫榆罔的人到了潞水，这个具体到了某一个人的说法，应该可以断定是不确切的。榆罔这个名称，似乎以笼统的“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及其部众”来代替更为准确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南迁，不可能确切说是由哪一个人领导的，由哪一支哪一派参与的部族迁徙。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以炎帝神农氏为载体、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史前南北文化交融史。
现在应该“言归正传”，说一说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了。但还得说两句题外话，算作一份“申明”，这实际上还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交代清楚的一个问题：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应该首先置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即古茶陵地区，包括现在的炎陵县在内）的关系这个大背景中来谈。
关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的关系，在文献资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都是有据可依的事情。
罗泌的《路史﹒后记》云：“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明一统志》云：“古炎帝陵在县西三十里。”《茶陵州志》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至于前面所引的《酃县志》的记载，更是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合而为一了，并且，它还把《明一统志》的记载具体化了：现在的潞水镇的确“在县西三十里”这个位置（应该是讲潞水镇通往县城的古道）。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罗泌的记载告诉我们，茶陵因炎帝陵而得名。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两个问题：“茶乡之尾”在哪里？“茶乡之尾”的炎帝陵与炎陵县的炎帝陵是不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的陵墓？
茶水是今茶陵县境内洣水的两大支流之一，发源于今秩堂乡景阳山，即《茶陵州志》（清嘉庆版）所说的“茶山”。茶水流经高陇纳岩水、芝水、白水，经火田合芙水、贝水，经腰陂汇潞水、尧水，由此向南经洣江到旧县城北门归入洣水。地理区域上的茶乡因茶水而得名，指的是茶水流域，大致包括今天的秩堂（含小田）、高陇（含湘东）、八团、火田、腰陂、潞水、思聪、洣江等乡镇。这是广义的茶乡。早在五代时期，今秩堂乡毗塘村龙头境内的茶水左岸就建有龙王庙，当地人称之为茶江里庙。据此，茶江里庙周边地区的今高陇镇龙集、光泉两村及秩堂（含小田）乡，又合称茶乡。这是狭义的茶乡。因此，直到现在，像潞水镇这些地方的许多老人还称八团、火田、高陇（含湘东）、秩堂（含小田）为“茶乡”，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三八区”。在今秩堂（含小田）乡的合户村中和堂还能看到岳飞的题词石碑（文字为“墨庄”），碑文后的跋中有“茶乡”之名。另外，在狭义的茶乡地区，自古至民国期间，道士刊布的文书和口头文词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茶江乡”的文字。这些都可以说是狭义的茶乡存在的证据。明洪武二年，今茶陵县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四个乡，其中的茶陵乡又简称茶乡。这是行*区划意义上的茶乡，这个“茶乡”大抵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八区（火田镇芙江以下属睦亲乡。睦亲乡又写作“睦乡”）一致。
在汉语词典中，“尾”原本指动物的尾巴，比喻事物的末端，或者主要部分以外的部分。现在的潞水镇（潞水方言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于睦亲乡之永居里，至清代顺治十二年，改里为都，潞水镇（潞水方言区）又属睦亲乡的上十一都。道、佛两教的冥司文书以及民间安梁文书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睦乡”这样的文字，“睦乡”即睦亲乡。在地理位置上，它属于广义的茶乡，而又与狭义的茶乡有一定的距离之隔：中间有腰陂、火田这两个地区，属于茶乡这个地区的边远地区，或者说，不是茶乡的主要部分，称之为“茶乡之尾”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说法也与《明一统志》的记载一致。这就是说，在文献资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中，“茶乡之尾”指的完全有可能是潞水。
《湖南通志》载：“古迹曰陵墓，茶乡之墟，苍梧之野，古帝弓剑之所藏也。国家有大典，遣官祭告。”如果这个记载所说的“古帝弓剑之所藏也”的陵墓就是《明一统志》所载的古炎帝陵的话，这就暗示潞水的炎帝陵可能只是一处象征意义上的陵墓，就如同后世所说的衣冠冢。把这个推定与《酃县志》记载的资料联系起来看，这就有可能是：潞水和炎陵县两个炎帝陵安葬的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前者是一座衣冠冢，后者是一座实质意义上的陵墓。正因为前者是一座衣冠冢，所以它逐渐被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人忽略，乃至遗忘了，祭祀渐少，乃至于无。因此，后世也就只祭炎帝陵而不礼祀这个衣冠冢了。
《茶陵州志》又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这个记载似乎又否定了上述推定，即所谓炎帝陵指的是鹿原坡的炎帝陵墓。罗苹注《路史》时更是言之凿凿的说：“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在焉。”如果排除前面的推定，这样的记载就更使人难得其详了。
《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定年间，茶陵县隶属湖南制置使衡州衡阳郡，境内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康乐、霞阳、常平七个乡和永安、茶陵、霞阳、船厂四个镇。清代《衡州府志》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平定“黑风峒寇”罗世传之后，湖南安抚使曹彦约认为茶陵*辖区过大，地里辽远，难于管辖，建议增置郡邑，以便于控制。于是，这一年，析出康乐、霞阳、常平三个乡设置酃县，但酃县仍属茶陵*管辖。最早的《茶陵州志》修于明代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记载的是“现时意义”上的炎帝陵而不是传说中的炎帝陵，即潞水的古炎帝陵，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这就是说，两种县志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并不矛盾，前面这个推定仍然是有可能成立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地方的炎帝陵安葬的并非同一个人，两者可能同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湖南境内的后裔，他们都沿袭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而为各自分支的首领。
那么，断言潞水境内有炎帝陵及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有何其它证据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问炎帝神农氏这些后裔的去向一样，实在是无从稽考的事情。远古杳杳，古迹湮灭，叩苍天无语，问大地无声，实在是一个不可能找出确凿证据的事情。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习惯中捕捉历史的踪迹，以期获知映证的信息及现在与过去相遇的吻合点。
据《湖南通志》记载，今潞水镇的农元村有个叫“神堂湾”的地方，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徙居在这里，并常常翻越露岭尝草采药。农元村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村庄就是“神背”，在这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神农殿。这座神农殿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据当地老人解释，神背一名的由来有两说：一是从前村庄的主体部分在壇官庙之后，二是村庄的主体部分在神农殿之后。处于某一人一物后面，在潞水方言中就是“在某人某物的后背”。这种解释大约是可信的。尽管这个解释没有直接涉及到炎帝神农氏，但还是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内容后面再说），《湖南通志》记载的似乎是言之有信的。另外，与神背比邻的大台村有一个叫“神堂”的地方。但这个地名似乎是确有所指的一口水塘，据一些人解释，这口水塘大而且深，经年不竭，如有神助。按这个解释，神堂这个地方似乎与神堂湾及炎帝神农氏无关了。
今农元村的大陇组（即所谓“大陇坳上”）与神背比邻。相传炎帝神农氏经常在这里采药，也在这里传授农耕技术，还在这里发明了米筛这种粮食加工工具。当地百姓感恩不尽，便把炎帝神农氏发明米筛的事迹刻在潞溪岸边一个深潭的岩壁上。这个潭就叫米筛潭。至今，米筛形象依然清晰可见。又有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授农耕技术的地方就在现在的神背，百姓们为感谢炎帝神农氏的这份恩情，就把这里叫做“神背”。
事实上，神堂、神背、大陇这三个地方彼此紧邻，是一个相连一体的区域。《湖南通志》所说的神堂湾，大概是指这个区域。
在潞水清水方言区的龙溪村有一个叫“药塘”的地方。药塘指的是一口水塘，相传炎帝神农氏常在这里洗药，因此就叫“药塘”。这个地名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明末清初的一个儒生以方言中的同音字“郁”代替“药”字，将它改名为“郁塘”，但是，在方言中，这个地方地名的读音仍然与“药塘”一致。
潞水镇的狮子岩，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晚年休养的地方。至于天子山（即天堂山）上的天子坑遗址，则前面已经讲到，这里不再重复。这些遗址遗迹可以看作是炎帝神农氏曾经在潞水活动乃至生活过的痕迹。
与潞水的腰陂镇，有一个地方叫太子坑，潞水方言称之为“坛子坑”。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安葬处。另外，露岭南侧的虎锯镇茶涧兔子冲，还有一个叫太子坟的土堆。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炎居在这里打猎，无意之中，从兔子受伤自救的举动中发现了一种金创药。为了找到这种金创药，炎居冻饿而死。死后，蚂蚁衔土为坟，所以称之为“太子坟”，又叫“蚂蚁坟”、“天子坟”。这些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在露岭周边地区活动的遗迹。如果把视线再放宽一点的话，在古茶陵（包括今炎陵县）的其它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遗址遗迹以及传说。
下面要讲述的可能是古茶陵这个大背景下，为古茶陵地区所共有的现象。
一是境内的药农，虽然师承关系不同，执有的仪轨和禁忌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相同的：近乎咒语而颇有神秘意味的封山、禁山或藏山的默念口诀中提到的历代本草祖师中，必有“神农”的名讳；采药时讳称镰刀、锄头这两种工具，而把前者称为“鹰”，后者称为“鹿”（或“雷公”），并且特别忌讳有亵渎它们的言行。这似乎与传说中作为医药文化开山鼻祖的炎帝神农氏有鹰、鹿两位母亲有关联。
二是境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盛行一种叫“踩田”的古老耕作技术，即在禾苗下田扎稳了根将要长出侧根的时候，人一手拄棍，一手配合身体协调摆动，双脚交替在禾苗根部附近来回划动，目的是划断侧根，好让主根深入泥土吸收养分（也有改为弯腰，用双手划动的，潞水方言称之为“抓田”）。据说，这种耕作技术最初是迁葬炎帝神农氏时无意“发明”的：抬灵柩的人被允许直接从禾田间路过，踩塌过的禾苗不仅没有死去，相反，长势良好，结实较多。后来，人们受到启示，就发明了“踩田”、“抓田”技术。还有一种叫做“薰草皮”的农耕技术，就是将草连同泥土挖来，经火薰烧后作为肥料入田。这被认为是炎帝神农氏引导原始先民烧畲垦荒的遗留。三是境内有“吃新”的习俗。茶陵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敬神灵，以感谢神灵赐予五谷种子。这样的神灵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炎陵县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盛给狗吃。传说，最初的几粒水稻种子是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无意从天宫带来的。这个仪式有不忘狮毛犬给人间带来稻谷种子的感恩意义。四是境内迄止民国时期为止，民间为禳灾祛疫而举办的“做盂兰”，衣匠的众多纸扎中必有炎帝神农氏的纸扎神像，形象是头顶双角，手执禾蕙，名字就叫“神农皇帝制米谷”。
上述仪轨和农耕技术，以及民间习俗，都可以认为是古茶陵地区为纪念作为医药文化、农耕文化祖先的炎帝神农氏而保留下来的遗俗。我们还可以找到反映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曾经在古茶陵地区生产劳动和繁衍生活的文化意义上的遗存。
考察炎陵县和潞水镇的民间传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地方都流传着一个“井水变酒卖”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发生地点不同，主人公却都是先穷后富再穷的酒家，并且都有贪心的特点，他们的姓名、性别不同，但炎帝神农氏这个主角相同，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但又有彼此移接的痕迹。这个传说似乎也可以映证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轨迹。
最有意思的一个文化遗存就是古茶陵地区和安仁地区的壇官和壇官庙。茶陵人称它们为“石公老爷”、“石公老爷庙”。在民间，壇官是一种凶恶而且好作祟的神灵。一般的，田间地头，或者山间溪头，有一棵高大的樟树，树下有一块大而且有点恐怖的石头，前面有焚香的痕迹，或者还有矮小的房子，这就是壇官庙。关于壇官使恶作祟害人的传闻，从古到今，在潞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多得无法统计。古茶陵和安仁地区多壇官庙，这在湖南乃至我国南方地区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据传说，壇官就是安葬炎帝神农氏时守灵护丧的大小护坛人员。当初，安葬炎帝神农氏后，天帝把护丧有功的人员一一分封为各路神仙，惟独忘了封赏大小护坛人员。问题反映出来以后，天帝没办法再给他们什么封赏了，只好无可奈何的叫他们“随遇而安”，自己随意找个地方去当快活神仙。但这些人听错了：有人以为是到安仁去安身，有人以为是到有树的地方去安身。于是，在安仁和古茶陵地区的田间、地头、村庄、山间，有大樟树和大石头的地方，往往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壇官庙。这个颇有人性化的传说和神灵的存在，与炎帝神农氏首葬潞水不吉而改葬鹿原坡的传说，可以互为映证，更有近乎“信史”的意义。
赵世超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本人从陕西迁到河南，最后又迁到湖南，葬在湖南。”透过文献资料和遗址遗迹，以及民间风俗习惯和传说来探讨炎帝神农氏和潞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将这一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及其氏族部落的活动，置于南北文化交融史的大背景下的一次历史搜寻和梳理。炎帝神农氏和潞水有什么关系？炎帝神农氏及其氏族部落与中国古南方地区有什么关系？我们说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的氏族部落，这只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代表和载体。这个代表和载体表证和承载的是古老的华夏大地，南北区域文化交融发展的文化密码和信息。
最后说一句与本文无关的话：我个人不赞同炎帝神农氏这种说法。
天佑中华！
天佑龙的民族！
如果你的使命是为民族复兴而来
如果你的志向是为民族担当而来
如果你的声音是为众生呐喊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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