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亲情文化：基于湘东南“讨鼓旗”的研究》
//书籍信息//作者：张伟然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年11月页数：页定价：49.00元丛书：历史人类学小丛书//内容简介//本书基于作者及其亲族长辈的亲身经验、经历，结合地方文献，探讨了较广泛地存在于湘东南一带的“讨鼓旗”习俗，分析其形成的历史人类学逻辑。并延伸探讨湘东南一带迥异于北方民歌《小白菜》流传地域（*河中下游平原）的女性对于不同类型子女（丈夫与前妻所生子女、本人与前夫所生子女）的亲情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人类学与历史文化地理理念，提出“亲情的地域类型”学术概念。这一概念可望在其他地域的同类研究中加以推广。//作者简介//张伟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热带地理》《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委，西泠印社社员。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语文》《文学遗产》《文物》《自然科学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女性与亲情文化》等专著多种。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基金项目十余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魏晋隋唐交通与文学图考》。专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获第二届（-）全国地理优秀图书之学术著作奖（），《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获第13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第8届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人文社科）二等奖。//目录//前言历史地理学与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与女性研究本书的缘起及基本构想湘东南的历史地理背景
“讨鼓旗”何谓“鼓旗”“鼓旗”的内容何以要“讨”“讨”的权力“讨”的制约余论
//前言//历史地理学与历史人类学
大约是年春夏之交，学兄曹树基教授刚从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调回本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不久，还没有住到学校来，每天从上海西南山长水远地跑到所里来上班。中午无聊，便经常请我在*肃路上那一排小面馆里吃面。聊聊天，然后一起转到国权路上，去路口稍南的鹿鸣书店逛逛。有一天吃着聊着，他说我吹牛，竟然敢在博士论文《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内容提要写着：“书中运用和借鉴了历史统计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他很严肃地说：“你书里做了那么些表格和数字，你说用了历史统计学方法也就算了。你从头到尾没引用一本人类学著作，居然敢说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你懂什么文化人类学？”
我听了一楞。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样直截了当、一剑封喉地指教我。趁着一口面含在嘴里的时机，我思考了好几秒。等把面咽下去以后，这才慢慢地试着回应。我说，学科交叉有不同层次。有些交叉是直接应用其他学科的公式、定理，这是交叉得最明显，但也是层次最低的。比较高级的交叉，不在于用人家某个具体公式，而是要从根本上借鉴人家的基本理念，用人家的逻辑思考问题。做区域历史文化地理这种学问，对于文化人类学的需求，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文化是什么。
针对他拿别人的著作跟拙著对比，说要怎么怎么做才可以看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子，我反问他，市面上那么多历史文化地理著作，这也是文化，那也是文化，您可曾见过以语言、宗教、风俗为主干搭起的框架？我这本书的框架搭成这样，正是从文化人类学那里来的。
树基兄做事很麻利。我话还没说完，他的面已经吃完了。我赶紧加快进度，随后出门左转，话题就此中断。
两年后的那个冬天，我完成一篇文章《讨鼓旗》，照例发给他看——那些年，我、他还有同事张晓虹，我们有了文章都互相讨论。甚至有了想法，还没动手，就开始商量。我一直深深感激他们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和刺激。现在回想，我写文章的技术正是在那几年里得以快速提高的。基本上，每次把文章发给他，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反馈就回来了。但这一次，文章过去后好几天没反应。我催他，他吱唔，说，这文章特别，要认真看。过了约摸个把礼拜，他打电话给我，劈头就说：某某某，从现在开始，我承认你懂人类学了。
原来，他一看到《讨鼓旗》，便觉得这文章跟人类学有关。他就把它转发给他好友人类学家张乐天先生，要乐天先生帮他研判，这文章的作者懂不懂人类学。乐天先生看完后对他说，人类学里面有这种做法的。由此树基兄得出了他的上述结论。
听到树基兄转述乐天先生的话，我很兴奋，也非常感激。我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开始接触文化人类学。论文选题是导师谭其骧先生建议的两湖（湖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并且时间要做通代的。这种区域性的研究，按照地理学习惯，也就是做综合地理。但当时，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刚兴起没几年，综合性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还缺乏可资参考的成功范例。就是说，到底哪些该研究、哪些不该研究，连这个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为了搭建一个研究框架，我伤了将近两年的脑筋。好几回拿着草拟的论文大纲去跟副导师周振鹤先生讨论，一直拿不定主意。周先生建议我说，可以看一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当时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也不多，图书馆只有一个架子上两排。我把它们都翻了翻，找到些感觉，后来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很受用。
年春节后不久，刚刚接任本所所长的葛剑雄先生筹办了一个纪念谭其骧先生八十五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请到了刘志伟、陈春声两位先生。两位先生当时非常年轻，英气勃勃，无论讨论问题还是评析文章都一针见血，锐不可挡。那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风格的历史学者，觉得非常痛快。我做会务，正好事情不多，于是我就见缝插针地找他们聊天。还去他们俩合住的房间聊过。最后一天会上组织在上海考察，我又粘在他们身边。那几天接触对我后来的影响非常大。
在那之前，我当然听闻过他们的大名。树基兄跟我说的。他还教我说，他们俩，无论在哪里碰到，一定要揪住不放，使劲揍，“你打他们几拳，逼他们还手，你就走运了。给你一拳，你不被打死，你就厉害了。”这话在什么场合说的，已经不记得，但内容我记得真真的。及至见到他们本人，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哪里用得着逼，一谈到学术，他们就两眼放光，话匣子打开，关都关不住。
那次他们让我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历史人类学。之前树基兄应该是跟我说起过，但没留下印象。是那次跟刘、陈两位先生的接触，让我对这个概念形成了一些基本理解。我对他们说，先大伯父是当地有名的文礼生，知道很多乡下的礼节和家族传说。我还把寒族的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掌故复述给他们听，他们很鼓励，说：我们去下面调查，就是想听这样的故事。类似的故事也曾听到过，往往要住好久才能听到。
那之后，我便找他们的文章读。那时候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检索、查阅文献比现在麻烦很多。年夏，我表弟从复旦南区研究生宿舍去我家，途经国权路*肃路口，看到旧书店门口摆着一摞新到的旧书。他走上前一翻，里面有一个论文抽印本，标价五毛钱，他觉得我应该感兴趣，便买下来带给我。我拿到一看，喜不自禁——是志伟先生的《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没有出处，不知从哪本书里抽出来的。后来我问志伟先生，他也觉得很奇怪。他说此文当时就没发表过汉语版。但文本很完整，确实是抽印本无疑。
正好我和树基兄给研究生合开一门新课，课名现在已经忘记，大体是历史地理研究法之类。就是准备一些精读材料，师生共同讨论分析。可想而知，《姑嫂坟》正好用作课程的阅读材料。一同阅读的还有春声先生的《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还有科大卫先生的《告别华南研究》等。
再后来，便是去参加华南研究的学术活动。从上世纪末开始，华南研究的学术活动非常红火。每年年终，大体在圣诞节前后，有一个会。而每年暑假，又有一个会。印象中，我第一次去参会好像是年。跟树基兄一道坐火车去的，两个人在卧铺车厢里说话说了一路。进入新世纪以后，又接连去了好多年。
开华南研究的议，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其一是会上的气氛，特别热烈。无论老少，一上台都是真刀真枪地干，没有虚情假意的客套。我记得有一年一位境外学者本来大概想趁机到国内来游览一番，报了个关于江南的题目，结果在报告完之后，上海去的一位学者一顿猛拳，打得报告人满脸羞惭，即忙收拾行李连夜回家去也。还有一次在闭幕式上，一位前辈感慨万端，说，自己年纪大了，没有力气上台跟年轻人比试了，但喜欢看，所以坚持年年来。看到各路豪杰各擅胜场，可以见证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云云。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很动容。
另一点是会后的考察。那时候华南研究还没有流传“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口诀，但是他们对考察那么重视，让我很震撼。我本科、硕士都是在地理系念的。地理系读书的特点，就是很重视野外。我读本科四年，实习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一个学期。当然这些时间是随着课程的展开而分别设置的。分散的实习，基本上在学校附近，主要利用周末；集中实习，大多去外地，例如地质实习赴南京，地貌实习去庐山，水文实习去城陵矶，土壤、植物实习去衡山，每次十天左右。为此我们学这些课程的时候，每周上三十几节课是常事。
历史地理学也强调野外。历史地理脱胎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第一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先生都很注重应用地理学的研究手段，野外考察可谓其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地理学的野外考察，跟地理学的考察区别不大，重点在寻找地理变迁的环境证据，以与文献分析结果相映证。
参加华南研究的野外考察，是我第一次跟历史学家一起出野外。我还记得第一次是从珠海坐大巴回广州，刘志伟先生随车作讲解。前面两三个观察点，他主要讲地貌。什么时代，海水到什么位置，哪些地方有人类活动。稍后，他带我们看一些沙田，哪些沙田是什么时代长出来的，聚落怎么形成，宗族怎么进入、怎么扩大。最后他带我们走到村庄里面，看一些祠庙。一路听他的讲解，我很有点恍惚。我感觉这很像我在大学学《地图学》时做过的一个画图实习，实地长宽各一公里，要求我们将每一个地块的形状在图面上画出来，按类别标以不同的颜色。刘老师一路上对于各种地块类型的刻画，很有这个味道。我另一点感受是，这趟考察，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历史地理。一切都是从自然环境入手，然后由硬而软，一步步讲到社会文化。而这个环境，又是贴合具体时代的环境。如果说与历史地理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历史地理领域的类似研究，在当时还没有人能做到如此之精微。
不过，虽然我在华南研究的会场和田野中受到的刺激如此强烈，但那时我还不能想象，历史人类学对于历史地理研究究竟能产生何等影响。我只是朦胧地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技术，一定会有用。至于尝到甜头，用它来解决传统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已经是到了年。
前已述及，历史地理是从传统的沿革地理脱胎而来的。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的疆域*区。过去所谓“治史四钥匙”目录、年代、职官、地理，个中地理便是指沿革地理。其史学意义是为了解决史料中的历史地名，给治史带来一些必要的空间感。沿革地理转型为历史地理以后，研究内容当然扩大了很多，研究范式也颇有不同，但*区作为其他各专题研究的基础，这个地位并没有变。因为要将史料定位到具体空间，一定要通过历史地名。而在所有历史地名中，数量最多、变化最频繁的是历代*区名。可以说，历史*区是对史料进行定位的最重要的空间座标。
沿革地理时代的*区研究，基本上以单个*区为单位，不太考虑同时并存的其他*区的状况。因此，那个时代编的历史地图集，只有朝代概念，没法精确到具体某年。往往把一些并非同时存在的*区拼合在同一幅地图上。年谭其骧先生受命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后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他提出须将图面上的*区设置精确到年，以反映历史上*区存在的实际情况。由此开创了历史*区研究中同时追求时、空两维序列，且将空间序列的精度推进到年的研究范式。
但谭先生的*区研究，主要目标是将历代*区按一两个标准年复原出一套时空序列，为历史*区地理研究搭起一个基本的框架，并建立新的精度标准。在此基础上，谭先生对历代*区演变的规律按幅员、层级等要素作了多方面总结，还有很多工作没来得及开展。
年，我偶然得到几本家乡老同志的回忆录。其中一位爱好书法，我当年在县城工作时曾有过交往。开始我没在意，以为无非是一些历经挫折矢志不渝的光辉经历，外加一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之类的老干诗作。过了一年多，偶然翻阅，发现其中有件事与历史地理有关。作者写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衡山县南湾乡曾要求改属安仁县，年底省里同意了。年春安仁派出工作组前往接收，当地人又反悔，将工作组像斗地主一样地用绳子绑起来，吊在祠堂的梁上*打，打伤好几位。省里派人查处，开始将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较轻。安仁人不服，后来在省里开会时写大字报，这才引起重视，将其改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件事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区划分，本来可以说是一个纯技术性的工作，怎么会成为一个“反革命事件”？我觉得这中间必有蹊跷。
南湾这个地名我很熟悉。小时候到县城读书，同学们经常说一些附近的方言段子，其中一个便与南湾有关。因该地靠近本县西北角，与敝乡在县城的相反方向，一直没有机会去。年暑假，利用回乡的机会，我开展了一番调查。我先找到上述回忆录的作者，从他那里得知当年工作组的成员。其中工作组组长还是我同学的父亲。从他们嘴里，我得知当年坚决主张划到安仁来的村干部，以及坚决主张划回衡山的当地干部。顺藤摸瓜，挨个作了访谈。为此还到南湾去实地考察过两趟。中间穿插着将县、市、省里的相关档案查阅了一遍。于那年秋天写成一篇《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治命运》。
这篇文章简直有点毁三观。传统*区地理研究的种种认知，在这里几乎都用不上。完全就是个利益博弈。南湾离衡山远，离安仁近，当地农民、干部去衡山县城办事各种不便。于是便要求划到安仁。上级决定以后，*策有点硬，把土地连同干部整块切了过来。那些来自衡山其他乡的流官不愿意来安仁，个人又回不去，于是就想把南湾重新划回衡山。他们给老百姓算经济账：划到安仁有哪些坏处，留在衡山有哪些好处。按照统购统销的价格，这一进一出确实有些差价。于是群众情绪被点燃，纷纷要求划回衡山。最后，发扬民主，各村表态。靠近安仁的三个农业社（村）坚决要求划到安仁，而其余13个农业村愿意回衡山。于是，那些流官如愿以偿，仍旧归衡山县领导。而南湾一个完整的地域则被剖成两爿。
按照以往*区地理的思维习惯，考虑*区归属，首先看自然区域，然后是经济、文化方面的理由。从地图上看，南湾整个乡的水都是流向安仁的。虽然它自古以来属衡山，但要划给安仁，确实有地理上的理由。年将其改隶安仁，批复文件上列举了“田土相连，同塘共水”等理由。到第二年事件平息之后，省民*厅牵头作的处理意见仍列举了“田土相连，同塘共水，语言习惯相似”等理由，而所指却从之前的南湾全乡一变而为坚决要求划归安仁的三个农业社，并称其“与南湾其他13个农业社又有一条天然山岭为界”。
这种表述，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不深入了解这背后的过程，光看文字材料，不定以为这些地理说辞多重要呢。焉知只是说辞而已。真正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人，各式各样、各种立场的人。“南湾事件”中的当事人都说，事发之前、之中，对于后来的结果谁都没有预见到。包括主张划归安仁最力的村干部，他说当初提出这一动议，其实是希望衡山县重视一下，改善一下南湾一带的条件。
这一事件留存的文献资料不多，如果不借助历史人类学手段，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我本人在开展调查之前，没想到中间有这么多曲折。根本没想到文章会写成这样。文章写完后，大大推进了我对历史*区的认识。
我觉得我们之前的*区研究，都是就各种*治势力运作的结果加以分析或推论，从来没有深入到*区设置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所以看起来那些*区都是客观的、自在的，可以进行科学的讨论。一旦深入到*区的形成过程——主要表现为边界的重新划定，问题就复杂得多了。此时可以发现，*区绝对不是自在、客观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主观的。当事各方各有其主观，达成妥协，便成了我们看到的客观。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所做的历史*治地理，其实“*治”得很不够。
还有一点，以往我们研究*区，正如谭先生所说，历代只讲秦以来，*区只讲县以上。秦汉时的情况，《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谓：“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地理志》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口数万，郡级*区个，县级*区个，平均每郡57.86万口，每县3.76万口。清代以来人口飞速发展，发达地区县级单位的人口数量相当普遍地增长到了秦汉时郡级*区的口数规模，此时如果再像对秦汉一样，将县级*区作为一个点对待，显然不合时宜。毕竟*区研究须以人为本。因此我在文章中提了一个“小尺度区域”的概念。我觉得，这是历史地理研究未来焕发出勃勃生机的一个重要思维支点。
这篇文章，虽然解决了一个具体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但现在看来，毕竟只是一个单篇论文而已。相比之下，作业更有规模、计划更宏伟、内容更综合的是中山大学几位同人的工作。
中山大学的历史地理学传统非常深厚。但是这中间有个变迁。上世纪，中大的历史地理学在地理系，先后有徐俊鸣、司徒尚纪等名家。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大历史系先后引进吴滔、谢湜、于薇，新成立一个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他们在宜章建了一个南岭工作站，很自然地就将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结合在一起。
最先听到他们要建南岭工作站的消息时，我既振奋又不无担心。振奋的是，我觉得这个工作站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之前历史地理的工作，很少考虑下垫面的因素。例如研究*区，似乎所有*区的下垫面都是均质的。既不区分陆地和水域，也不考虑山地和平原的差异。他们在南岭建立工作站，显然是表明，就此要展开以地理条件本身为自变量的历史地理研究。较之前人，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思维观念上的突破。
可是我又不免担心，这个地方的研究恐怕其难度会相当大。最主要的是缺材料。我做博士论文时涉及过这一地区，我知道这一带传世史料很少。至于民间文献留存的情况，南岭山地我虽然没有去实地调查过，不是很清楚。但我老家离那边不远，多年来我一直留心想从老家民间挖点史料，总是不能如愿。不要说没有日记、诗文、书信传世，民间就连字纸都很少。我感觉南岭那一带应该也差不多。较之江南、徽州、山西那种民间传统很重视文书的地方，简直有天壤之别。在这种地方要开展历史地理研究，难度可想而知。
现在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中大的同行们不仅在南岭挖出了史料，编纂出版了《广西恭城碑刻集》（刘志伟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湖南江永碑刻集初编》（吴滔、于薇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三辑《南岭历史地理研究》辑刊，培养了以南岭山地为选题的历史地理博士学位论文。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中大同行的工作自然用不到我多作介绍，反正他们论著俱在，感兴趣的可自行去一探究竟。在此我只想说一句总体感受：如果不是借助历史人类学的途径，他们的工作绝对不可能做到如此水准。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已经为历史地理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在相当大程度上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问题意识。在此仅举一例。上文曾讲到，历史地理研究对于*区非常重视。但何谓*区，历史地理学过去其实是一直没有明确标准的。以至于有些区域，例如历史上一些朝代设置的监察区，以及一些特殊职官所管辖的区域，算不算*区？这就很模糊。再具体到一些微观尺度上，某个地方究竟是化外之地，还是正式的王朝领土，过去历史地理学的做法往往会去从官方典册中找标准，一旦到鲜活的具体情境中，缺乏官方典册作依据，往往就说不清楚。有一次我跟于薇讨论这个问题，她脱口而出：“*区不就是钱粮赋税吗？”——显而易见，于薇的这一认知，并非她个人的独特发现，是她跟同事一道跑田野，从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中学到的一个基本概念。
过去历史地理学擅长宏大叙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三位先生一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部分，将地理学的思想资源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这才切实推动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转变。我们叙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总是从年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在北平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开始算起。但从学术内容考虑，历史地理具备一个学科的模样，其实要到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主要是受到地理学思想资源的推动。它用的资料虽然主要是历史文献，但提问方式主要是地理学的。
传统的地理学研究，首先是揭示空间差异。对于历史地理来说，就是揭示不同时间层面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再分析其动力机制。谭、侯、史三位，谭先生做历史*区地理、*河变迁，侯先生做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沙漠变迁，史先生做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事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土高原等等，都是气贯长虹的题目。他们带学生，一开始差不多是每人做一个断代的部门地理，如西汉人口地理、宋代农业地理；或者是一个中等尺度区域的通代研究，如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四川农业地理，之类。到后来，招的学生渐多，题目便逐渐缩小。往往是缩了时段，又缩地域。总体上呈现出一个集约化、精耕细作的局面。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思考问题的空间尺度仍很少及于县级以下。
近年来，历史地理领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研究的空间尺度不断地朝县级以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技术、资料挖掘和整理手段不断刷新，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技术手段便有所不足。而历史人类学恰好在微观尺度上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帮助。
历史人类学可以提供的帮助约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可以从田野中挖出资料来，已见上述。另一方面，则是对史料的理解。过去从地理学的理路思考问题，对资料的整理方式是数据化。地理学非常强调数理统计，特别在揭示空间差异的时候，统计、列表简直是一大法宝。历史地理学碰到的资料在相当多情况下难以直接转化成数据，但也着重注意挖掘其中的科学性、客观性。相对比较少注意其中包含的主观性。就是说，其中不太见得着人。
年，我曾为*国信教授的专著《区与界》写过一篇书评，其中写到历史人类学为历史学带来了什么。当时我的认知是，将人类学的理念引入历史学，把研究的思维弄柔软了。有了人类学的帮助，读史料、看问题时的观念就不会像以前硬。就会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会要现场感。我觉得这也正是历史人类学给历史地理学带来的帮助。具备了历史人类学的观念，碰到任何一条史料，哪怕是一些生脆冰冷的数字，都不会简单地认为那是纯粹出于客观的结果。史料的生产者、采集者、整理者，数字的统计者、汇总者、传钞者，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被执行者，等等，各种利益群体，各种相关个人，在里面活色生香起来。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地理，进到这个境界，距历史真实就靠近了一大步。
而且，到了这种境界，可用史料的范围也会扩大。不仅传世文献、地方文献、民间文献，就连田野中获知的生活经验、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也可以用作论证的手段。
应该承认，在历史人类学兴起之前，具备类似观念的历史学家并不是绝无。可以说，高明的历史学家都是按这个方式去做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能这样去做的历史学者毕竟是极少数。多数人习惯于用全知视角，自认为“科学”、“客观”地讲历史故事。因此，历史人类学思潮的兴起，将其作为一套完整的科学理念提出来，并由此形成一套有效的研究手段，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地理与女性研究
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本来与女性研究是不搭界的。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历史自然地理领域，诸如气候、沙漠、河湖水道、海岸线、动植物分布变迁，固然与性别不相干；历史人文地理各主要分支，*区地理、经济地理、城市地理甚至文化地理，可能主要受到改革开放之前地理学界风气影响所致，研究中在意的基本上是物理空间，对于性别这种社会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