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文/周轻鼎
一
我这一生没有干出什么大事情，就是做一些动物雕塑，也可以说平凡得很。但我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我走过的道路，连我自已也是意想不到的。好象是画大写意画，有许多偶然的东西，有几笔是随随便便画出来的。我又好象是一本字典，一翻这本字典，就会了解近百年的典故来。
当我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我只想到外面去看看世界是什么样的，根本没有想到会到日本、到法国去留学，也没有想到要当一个动物雕塑家，也没有想到要在美木学院当離塑教授。然而，这些毕竞是事实。在八十年来的漫长生活中，我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追求，经受过失败的痛苦，也体验过成功的欢快；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有动人心弦的镜头。如果有人要用我的生活素材拍电影，起码也可以拍三、五部。有时我回忆往事，虽然有些经历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一点也想不出来，可有些情节、话语、场面、特写镜头，历历在目。
我是湖商省安仁县人，生于年。安仁县是一个山区小县，你们大概听也没有听说过，反正我是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人。我家那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父亲是个秀才。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识字，但很聪明，过年过节时会用米粉团子做各种动物，我哥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度掉了，外地大概已经兴办了洋学堂，但在我们那里还只有私塾。私塾分初、高两级。初级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和初中，高级相等于现在的高中，我父亲在一个高一级的私塾里教书。我上的那个学校是我们地方的唯一的学校，离我家说有三十里路，其实至少有五十里。到学校去，要爬好几座山，学校的课程有语文、数学、体操。那时的语文课，实际上包括现在的历史、古文课，读的是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史记》等，也学作律诗。我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还不错，理解力强，记忆力较差，讲都讲得出来，背往往背不出来，我的语文老师和我的父亲认识。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在家里对来作客的我的老师说：“我的儿子背不起来，他能背一半就不错了。”相反，我有一个堂兄弟，他的记忆力强，背工很好，但不大理解，不知什么时候，看到巴甫洛夫在一本书中说：“一个人的脑子里有经有纬，经管记忆，纬管理解。有些人经纬都很强，有些人片面发展，其中一方面比较强。”大概我的纬比较强吧。对于生理学，我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刚才是随便说说的。
我从小就喜爱艺术，所谓艺术，其实就是喜欢画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画和捏泥人。每逢过年过节，我母亲总是用米粉团子捏各种各样的动物，我也学着捏。每逢假期，特别是暑假，我自已也用*胶泥做各种动物玩。的确是玩玩的，不知道它叫动物雌塑。那时学校重视写字，我写过各种各样的贴。年龄稍大后，我开始临摹传统的中国花鸟山水画，所以后来能考取上海美专。
读书干什么？不晓得。我二十来岁时，就开始在一个地主家里教蒙馆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家庭教师。教的是十来岁的小孩子，但内容也是“子日：‘学而时习之，......”那一套。味道很差，比坐牢还难受。
这样的生活过不下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世界有多大？外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我要到外边去闯一闯，看一看。有一天，我借故跑到家来了，想同我的父母商谈出门的事。
回到了家里，不敢把自己的打算对父亲讲，先对母亲说了。
“妈，我要出门！”
“到哪里去？”
“到外边远的地方去。”
“去干什么？”
“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如果我能闯出一条路来，我一定把您也带出去。”
“你想得倒美！”
有一天，妈妈终于把这件事对父亲讲了。
这天晩上，父亲把我叫去。他抽了一阵旱烟后，劈头就问：“听说你要到外边去了，我问你：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
这三个问题，我一个也答不出来。我不知道外边有什么地方，只听说过长沙、上海、北京这些地名。去干什么，更是无从知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工作好干。对第三个问题，我更是无法回答。对这三个问题，我都是回答：“不晓得！”
我这个人的性子是固执的，我父亲知道。再说，我在家里也没有多大用处，所以父亲就答应了我的要求，但说没有钱给我做路费。妈妈舍不得我走，但又管不住我，只得顺我的意，让我走。我和妈妈，东借西凑，总算搞到三个袁大头（三个银元）。
有一天，我终于背着个包袱走了，这时是二十四岁。
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我的爸爸、妈妈。以后回想起来，心中总是一阵酸痛。
▲周轻鼎
二
我是步行从家里到长沙的，一共走了八天。一到长沙就泻肚子，随便买一点治肠炎的药，一吃就好了。走遍了长沙街道，开了开眼界，心里又想：“到长沙不是我的目的，长沙算什么东西！我家乡的人也有在长沙的。我要到北京去！”走到了火车站，没有钱买票怎么办？混进去！心里想：“要抓就抓，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反正我要到北京去。”终于混进了车站，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时一切都很混乱，到处都有空子好钻。査票的人有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算叫我混进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找到了湖南会馆。那时候讲同乡关系，一到外地，湖南人碰到湖南人，一讲话，就亲密起来。住在湖南会馆不化钱，吃饭要吃自己的，住了几天，钱快要花光了，心想，大概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当兵，吴佩孚正在招兵；二是考学。在街上看到许多大学的招生广告，这时大概是暑假，我想尝尝大学的味道，决定考学，到朝阳大学去报考上海美专。我父亲会画画、作诗、刻图章、写字，我也跟我父亲在这方面学了一些。那时考试很简便，当场画了一张画，大约是花鸟画。第三日，就通知我，说我被录取了。
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由天津坐“阜生号”轮船到上海。也是不买票，混进去的。来查票时，我躲到一堆天津大白菜里。査票的走了，我又大揺大摆地出来了。古语说，“穷则思变”。人一穷，胆子也大了。顶多不过打一顿，赶出轮船，怕什么！
到了上海，住到上海美专的宿舍里。校长是刘海粟，听说是比我大一岁。我交不起学费，总务处的个白胡子老头子跑到我的宿舍里来说：
“哪个叫周轻！费还没有交？”
“是我，我没有钱，等几天再交。”
我笑着对他说，态度挺好，他拿我没有办法。这是软功夫。我两个星期没交伙食费，但照样吃了饭。
我和一个同学混熟了。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也到我的亭子间里去住吧，不要在字校里住，免得叫人家天天讨账。”于是我搬到那个同学的亭子间里去了。这个同学对我很好，给了我一些钱，交了学费。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更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否还在人世。我是对他是感激不尽的。古诗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我居然到过长沙、北京、天津、上海，居然坐过火车、轮船，居然在上海美专上起学来了。
那是刘海粟先生来上课，穿着西装，满口艺术名词，我感到他很神气。我上的是师范科，什么都学一点，有中国画、西洋画、劳作。
我到北京时，第一次看到了自来水，龙头一拧，水哗哗地从管子里流出来，要多少有多少！我从北京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父亲来信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呀！”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外国人骑自行车，感到不可思议！
在上海美专，我学习很用功，因为穷，所以拚命学。一个姓马的老师待我很好，认为我有出息，画得好。有一次他把我画的画拿给全班同学看，有时叫我教其他同学。
当时曾做了一首诗，现在还记得：
那甘株守困英年，
赤手空拳猛着鞭。
目睹疮痍几遍地，
心怀抱负可齐天。
断粮岂敢穷途哭，
辍学权归破庙眠。
多少男儿坚志气，
始终不畏苦酸煎。
这首诗大概是在从天津到上海的轮船上写的。
我进上海美专那年，大约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美专学了两年。我这个人总是不安于现状，总想往高处走。上了美专，还想出国留学。一九二四年，我终于找到了个机会到日本国东京去了。想开开洋荤啊！
▲年春，徐悲鸿先生在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留法学艺的部分学生聚集在*显之住所欢迎徐悲鸿时摄。前排左起：徐悲鸿、张吾真、马其玉、郑可、唐一禾；中排左起：*显之、秦宜夫、刘曲樵、唐亮、胡善余、曾竹韶、吕斯百、常书鸿；后排左起：谢投八、杨炎、周轻鼎、周圭、王临乙。
三
当时，人们崇洋的思想比较严重，说是到日本留学是“镀银子”，到西洋留学是“镀金子”。我也受了崇洋思想的影响，那时要到日本去，也是为了镀银子，认为在外国喝一口风，回来也会吃香。当时，有钱的人才能留学，在日本留学的大都是富僚、*客、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弟子。留学是他们升官发财的道路。对留学，穷人连作梦也不改想。我到日本去，也是靠钻空子。我到了东京，进入“川端画校”。在东京认识了一些中国华侨，其中包括那时在东京开饭馆的我后来的岳父，也就是现在的老伴林桂松（我平常叫她明三）的父亲。我的岳父有爱国思想，中国在日本东京的倾向革命的爱国人士经常到我岳父的饭馆里聚会。但也有一些有钱的官僚子弟到那里去吃饭。官僚子弟看到我们这些穷留学生，经常表现出看不起的样子，有时竞说：“你们有什么资格到日本来留学？衣服穿得乱七八糟！丢中国人的脸！”实际，丢人的正是他们这些对日本当局百依百顺的人。
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国人。有些中国人也看不起中国人，见了面不能问：“你是中国人吗？”被这样问的人是不高兴的。
在东京，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紧张。我因说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话，被日本人听到了，传说要捉我，我不得不离开日本。那时我和我的老伴刚刚结婚两个月，我就不得不离开了她，一去就是二十！
到那里去？回中国吗？到欧洲去吗？还是决定到法国巴黎去。那时正好有一只轮船开往巴黎，我就通过关系，乘船到巴黎去了。
通过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的介绍我进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李风白、夫人和周轻鼎、曾竹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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