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区民族学校双语教育现状来看，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较高。如在调查中，很多维吾尔族家长鼓励孩子上汉校，利用汉语教材更好地掌握汉语，学习数学、理物、化学，有助于报考“内高班”。因此，从民族教育的发展总趋势上，自治区*府应该多开办几所汉语学校，从*策上为“民考汉”工作予以引导和鼓励。
土地购置面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本年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面积。
该人员表示，现在放款可能还需要多点耐心，年头都是陆陆续续在放。但是大家都是要排队。不过之前累积的申请房贷还有很多，最长的已经积压了两三个月，要先清理了之前累积的贷款才能给后面的放款。积得比较久的和一手楼会优先放。
本文为法国兴业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姚炜于4月29日发布的报告，华尔街见闻翻译核心观点中国今年准备放开存款利率，继而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然而，真正的利率市场化才刚开始。在迎来最终成功的利率市场化之前，中国还需数年的不懈努力。在放开现行*策利率（基准存贷款利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的短期挑战在于，改善货币*策的有效性。中期挑战在于，允许市场对风险进行定价，但又不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成功的市场化有赖于强健的监管监督、审慎的货币*策和深化的资本市场。平均利率并不一定会在市场化后上升，但在真正的市场化下，利率的差异化会更加明显。若银行因为资金成本上升而寻求更高的回报率，可能会推高市场化初期的债券收益率。若监管者试图让回购利率充当实际的*策利率，回购利率将变得更加可预测，并且波动也会减小。（全文图片均可点击放大）新*策利率的诞生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2015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是大概率事件。我们相信周小川行长。但是，即将来临的存款利率上限（也是当前唯一的*策利率）放开引出了另一个显然与货币*策相关的问题：新的*策利率是什么？我们根据中国央行最新的货币*策进展和它国央行的实践经验推测，中国新的货币*策框架将由旨在影响短期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利率走廊机制和旨在影响长期市场利率的额外的*策工具组成。出于*策交流的目的，央行可能会选择其中一种逆回购利率作为主要*策利率（应会处于利率走廊的中轨）。鉴于央行正转向由一系列新的*策利率来锚定的货币*策框架，当前预测基准存贷款利率的方法/实践很快就会过时。由于官方外储进入长期的下降通道，就连存款准备金率（RRR）都变得更像一个传统的流动性管理工具，我们应当留意央行对于回购利率的真正定位。放开存款利率时机成熟当前而言，央行的*策利率为基准存款利率和基准贷款利率。尽管直到最近（2015年3月），央行还在继续调整三个期限（1年期、1-5年期、5年或以上）的基准贷款利率，实际贷款利率下限已在2013年7月被放开。但是存款利率上限仍然存在。央行设置了五个期限的基准存款利率：3月期、6月期、一年期、两年期和三年期。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2012年6月的1.1倍调整为2014年11月的1.2倍，以及2015年3月1.3倍。最近一次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后，大多数商业银行已不再一浮到顶。中国央行还宣布，自2015年5月1日起实施存款保险制。存款保险制既可保护中小储户，也被认为是完成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鉴于存款利率上限受到的限制已经减少，保护伞也会很快实施，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时机正在临近。两大考虑价格型货币*策传导机制的第一步就是通过*策利率影响银行间市场利率，其效力有赖于央行保持市场利率按其意愿，以类似幅度同向移动的能力。因此，能够促成这种传导机制形成的利率走廊是央行新货币*策框架的一部分。中国央行管理短期流动性的工具包括：银行准备金、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s）、公开市场操作（OMOs）和常备借贷便利（SLFs）。这些工具的利率都有望参与利率走廊的形成。结合中国的特定环境，我们认为，央行在设计新货币*策时可能会考虑以下两个方面：在基础货币的投放上，央行的流动性管理工具日益取代外汇占款。从中期来看，其结果是，央行可能不得不在大部分时间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中国的银行间市场利率仍然存在令人不悦的骚乱，并且大型和小型金融机构之间的流动性状况也很不平衡。中国央行潜在的利率走廊在初期可能会比较宽。结合这两个考虑，新货币*策框架的重点应该是强化利率走廊上轨的有效性。央行似乎也有此考虑。2014年4月，央行流露出让SLFs（隔夜利率在4.5-5.5%）充当上轨的意图。央行并未提及可能会用哪个利率作下轨，但是我们认为，采用央行回购利率（14天期3.2%）的可能性比超额准备金利率（只有0.72%）更大。宽泛的利率走廊可能让央行觉得有必要选择一个利率作中轨，以便交流和进行额外的引导。这可能就是主要*策利率了。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7天回购利率，它被从2014年初的4.1%下调至了3.35%，十分接近于当前一年期存款利率的上限（3.25%）。补充工具中国央行还在寻求影响长期利率的新工具。出于此目的，央行于2014年引入了另外两个工具：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2015年2月，中国央行披露了另一个已经试点的工具：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RCAC）。MLF和PSL都要求高评级的债券作抵押，而RCAC则允许商业银行使用高质量的贷款资产作抵押，因而服务于没有足够高质量债券申请PSL的较小型银行。从期限上看，MLF以低于市场的利率为金融机构提供3月期贷款。当前MLF利率为3.5%，截至2015年一季度，总额达到了一万亿元人民币。PSL和RCAC提供期限更长的贷款。对于这两个工具，官方提供的信息少之又少。媒体广泛地报道称，去年二季度，央行为国开行（最大的*策性银行）和部分商业银行提供了PSL。央行披露称，去年已在两个省份对RCAC进行试点，承诺今年将扩大至全国范围。这三个工具更像是非常时期的非传统工具。MLF类似于欧洲央行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s），PSL和RCAC则类似于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s）。区别似乎在于，中国央行对于商业（和*策性）银行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提供的资金，有着更大的影响。基建项目是这些钱的主要目的地。这些非传统工具可能是暂时使用的，并且很可能服务于两个中期目标。第一，在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建立和货币*策传导机制成熟前，它们作为短期*策利率的补充，同时为长期利率提供指引。第二，在信贷配置和不良贷款风险显著改善之前，中国央行可能更倾向于保留对信贷配置一定程度上的直接控制权，并且也愿意承担信用风险，尽管是有条件地承担。成功市场化需要具备的条件关于借鉴国际上利率市场化经验的学术著作浩如烟海。我们从巨大的知识库中提取了三个与中国十分相关的条件：1.深化的和流动性良好的债券市场对于货币*策有效地传导和有效的信用风险定价至关重要。就债券市场而言，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收益率曲线是首要任务之一。2.在*府减少对风险发现的干预的同时，中国需要进一步强化制度的力量和作用。其核心工程包括建立可靠的金融体系，引入清偿机制和强化债权人权利。3.利率市场化阶段实施可靠和可持续的宏观经济*策也同样重要。鉴于系统内杠杆已高，在市场化阶段催生另一轮信贷大繁荣将使得系统性金融危机难以避免。很显然，这些条件是相互依赖的，并且满足的先后顺序也很关键。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走过一条长长的道路，但是改革的前路只会更加艰难。债市为利率提供关键参考中国债券市场在过去十五年中的发展，本身就是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一部分。深化的债券市场有着丰富的债券品种，有助于银行对贷款进行定价，进而提升金融中介活动的差异化定价能力。债券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行为是互相作用的，商业银行是最大的债券持有人，截至2015年3月末，商行持有了所有债券中的63%。在岸债券市场迈出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步伐，包括通过竞标拍卖国债、建立债券回购市场和启动做市商系统等。债市的持续发展，促成了在岸市场基准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形成。2013年9月，国债期货也在暂停18年后重启，有助于投资者/机构表达对债市和利率的差异化看法。信用债方面，2005年在银行间市场引入短期融资券是一次突破，2008年又引入了中期票据。通过短融券和中期票据反映发行者的信用可靠程度，改善了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2005-2012年间，信用债（除国债、*策性银行金融债和央行票据外）比重持续上升，随后稳定在占总债券量约1/3的水平。在所有在岸市场债券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占比超过90%，剩下的为交易所债券。但是，要更好地实现为金融中介定价提供相关参考的功能，债券市场在以下几个领域有待进一步改善。第一，许多信用债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与*府有关联，或者说是有伪装的市*债。到目前为止，高收益率债券发行和交易的进展并不鼓舞人心，并且高收益债券日益上升的违约风险对此也没有帮助。进一步建立细分的信用区间对于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定价至关重要。这些中小企业几乎尽数被拒于正规银行贷款的大门外。第二，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是促成价格发现和提升市场代表性、可信度的另一个关键。自2010年晚期成交见顶并迅速下滑后，债市成交量一直徘徊于低位，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理想。而且，大部分的现金债券交易都集中在国债和*策性银行金融债上。放松外资在岸债券市场准入是促进收益率和利率出现更多双向观点的途径之一，反过来也有利于促进债券市场交易策略的使用。这些都有助于改善价格发现和二级市场流动性。强化制度的作用金融市场化的效果取决于制度的质量。若无完善的制度，金融系统将难以应对市场化过渡时期，波动和系统性风险的上升。制度包括多个方面，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认为，核心问题在于较低的金融机构质量、缺乏合适的清偿机制，以及不够充分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尽管已努力多年，中国的金融体系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监管者仍然在推动商业银行满足巴塞尔协议Ⅲ，并在非银金融领域扩充监管规则。我们认为中国*府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减少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影响。过度的*府干预已经压制了风险发现。其结果之一是，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机构，在给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上都缺乏经验，而这正是真正的利率市场化最大的障碍。就这点而言，当前的坏账周期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决策者应该营造一个合法和有监管的环境，允许银行、非银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采用恰当的方式解决不良资产，而不是通过*治干预抑制信用风险，尤其是在那些与*府相关的企业。因此，随着*府撤回隐形担保，自然就有必要建立一套恰当的清偿制度或者破产机制。市场翘首以待的存款保险制将自5月1日起实施，但金融机构破产法的推进仍然不够。如果银行破产发生在一个连信用债违约都没怎么经历过的金融系统，其潜在冲击或难以预测，且非常难以掌控。因此，没有人认为这些法律的作用会很快得到检验，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个好的设计将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可以理解的是，决策者期初只会愿意小规模的违约事件发生，很小程度地将信用风险曝露出来。但是，即便是这样有控制的曝露，仍然需要在法律程序、按约履行和债权人保护上有实质性改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法治的重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迈出坚实的步伐已时不我待。从根本上来说，这三个方面都与*府之所以会对风险发现进行过度干预的核心问题有关。这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当前的制度水平很可能难以控制完全市场化带来的潜在风险，但进一步强化制度作用可能要发生在*府放手以后。其核心在于市场化的步伐。依我们看，2015年和2016年，决策者可能只会允许选择性违约。除了担心信用违约会失控之外，光是快速地重组低效国企和地方*府融资平台就面临着*治上的难题和经济上的挑战。但是，如果有限的违约能够帮助改善我们上述问题，并且能够成为未来解决违约事件的范本，那么市场化成功的概率还是不错的，尽管步伐仍然受到掌控。审慎的宏观经济*策单凭金融监管难以防止市场化期间的过度借贷，审慎的宏观经济*策是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许多经济体，随着利率限制的解除，银行开始激进地竞争贷款业务，导致经风险调整后的贷款成本下降和过度的信贷需求。若市场化始于一个有着相对宽松货币*策、基本面积极的经济周期，信贷泡沫更有可能出现，并以血泪告终。在经济下行周期加速推进市场化，中国选择的时机似乎是正确的。在当前环境下，信贷需求疲软，因此低贷利率也不会很快导致信贷泡沫。但是，在企业背负高杠杆和制度力量较弱的基础上启动市场化将意味着，中国央行的工作不会容易。此外，中国经济正经历着结构性放缓。保持紧的货币*策意味着经济增长会减速，信用风险将难以忍受，但是在整个结构性减速期间采取宽松的货币*策立场又会导致资产泡沫的最终出现，以及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叠加。可以犯错的空间很小。因此，中国央行不得不经常微调其货币*策立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央行不会为支撑经济提供流动性和宽松的信贷，但是我们认为，其货币*策立场不会回归2009/10年。利率勇敢向前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利率市场化将对中国的资本成本和金融稳定性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对央行、*府还是市场参与者，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市场化对利率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利率结构和分布上，而非方向上。我们的核心预测如下：1）.存款利率会小幅走高2）.长期融资成本未必会走高。3）.回购利率将更加可预测。4）.金融不稳定的可能性会增加。出现这些变化的同时，随着资本累积速度和效率对更加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进行动态反馈，潜在经济增速也会受到影响。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存量资本增长放缓将抵消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拖累未来3-5年里经济增速约0.5-0.8%个百分点。但在这以后，利率市场化将给中国带来净收益。我们预计，到2030年，成功的利率市场化累计会为中国GDP增加2-3个百分点。平均存款利率适度走高出于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存款利率上限移除后，银行平均存款利率会立即走高。首先，在我们撰写这份报告时，大部分大型银行不再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但一大批小银行仍然在这么做。其次，银行仍然愿意提供收益率在4%以上的保本型理财产品。鉴于这些理财产品被广泛地视为如银行存款般安全，其收益率水平显示，存款真正的市场均衡利率可能高于央行的存款利率上限。但是，我们认为潜在的存款利率上行不会是大幅度的。利率上浮到顶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重仍然很低。更重要的是，中国央行于4月19日降准100个基点，是其尝试降低银行间利率的一步。其结果是，理财产品收益率和市场均衡存款利率会随之面临下行压力。贷款利率未必会走高一反共识预期，我们认为，贷款利率不太可能会大幅走高。长期均衡贷款利率应与经济增速联动，成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背后一个坚实的市场力量，将低效率的玩家逐出市场，经济也可赖以保持活力。但是，经济增速和贷款利率的相对水平可能会变化。在高储蓄率的经济体中，贷款利率均值通常会低于名义GDP增速，而低储蓄率经济体可能会相反。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形，在没有金融抑制和实质性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贷款利率均值和名义GDP增速之间的差值应该是较为有限的。就中国而言，经济增速曾经显著高于银行系统内正规的贷款利率。即便是无法获得正规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也能在负担影子银行的高利率后实现盈利。这意味着中国的资本成本可能太低了。但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名义GDP增速已经从十年前的超过20%降至今年的不到6%。另一方面，贷款利率并未大幅下滑，因此其距离均衡水平已经不再遥远了。*府债券收益率仍然大幅低于名义GDP增速，但是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债整体规模较小（占GDP比重小于20%）。但是，重新分配利率负担应该是接下来中国要追求的。深化债券市场将鼓励大型、高质量的企业发行债券，取代银行贷款。反过来，银行将有更多动力为中小企业服务。随着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和*府回撤隐形担保，风险定价将会更加差异化。那些由于隐性担保或者利率监管而享受到优惠利率的企业未来将面临艰难时刻。这些企业包括银行和国企。不过，私营部门料会受益于此，随着时间推进，它们或能更容易地获得贷款，或者能享受更低的融资成本。回购利率更加可预测央行于2013年12月启动银行间可转让定期存单（NCDs)后，在岸人民币利率市场曾对此作出短暂的回应。这些存单既可以是固定利率的，也可以是浮动利率的，并且利率水平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其中，浮动利率存单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为浮动利率基准计息，固定利率存单亦要参考同期限SHIBOR定价。结果是，Shibor利率互换（SHIBOR IRS ）利率上升、较回购利率互换的息差也扩大了，因为市场预期参与者对SHIBOR IRS的对冲活动会增加。就当前水平而言，我们认为，两者之间的息差不会因为利率市场化本身而有进一步的显著扩大。不过，息差会因为信用风险预期的差异而出现变化。有观点认为利率进一步市场化后名义利率和收益率可能会上升，这并不缺乏支撑依据，但是市场化对于利率的影响更多的是结构性的，而非方向性的。观察到的利率可能会走高，但这只是更广泛利率区间的一部分，与之相应的是市场主体之间本身的信用差异。就方向性影响而言，金融机构面临更高资金成本，从而寻求更高的回报率，可能在利率市场化初期推升债券收益率。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存款保险制的实施。初始阶段，存款保费可能会较低，但是将随着信用风险溢价的扩大而逐渐增加。因此，出于潜在的更高保费的预期，市场利率会出现间或走高的情形。就中期前景来看，存款保险制似乎不会对市场的整体流动性产生明显影响。首先，保费吸收的流动性可以轻易地从小幅度的降准中获得补偿。其次，保费是由存保基金管理的，可用于投资国债、央行票据和高评级的金融债，以及其他途径。因此，部分流动性会重新回归金融系统。如果回购利率成为*策利率之一，我们预计其利率会较过去更加稳定和可预测。若想货币*策奏效，央行的回购利率和市场间的回购利率不能存在巨大差异。更加可预测的回购利率有助于市场形成对未来利率变化的预期，继而有助于利率互换策略的制定。当利率互换策略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市场对利率的预期时，对于决策者来说，是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最终的改革风险对中国的债务问题来说，利率市场化是把双刃剑。但是，就短期而言，我们认为负面影响可能占据上风。尽管信贷增速自2008年以来就超越了经济增速，但信用风险尚未产生实质性地显现。这一谜题背后有一个简单的解释随处可见的*府隐形担保。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的*治经济结构有关，最大的借款人和贷款人都与*府的关系密切 。但是，没有人、尤其是中国的决策者，曾经争论过，这样的现状应该改变。到目前为止，利率市场化和财*改革的最新进展就是新一届领导人愿意挑战这一道德风险问题的声明。债券违约事件正在发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显著地加速上升。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流动性收紧之际，财*改革开始限制地方*府延长信用担保的能力。随着这一中国信用风险链上关键环节开始摇晃，从地方*府融资平台到地方国企，乃至部分私营企业，其波及面可能会很广。而投资者会开始尝试对风险进行再定价。其危险在于，如果资产价值重估快速且无序地发生，中国将面临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严峻风险。尽管改革最终可能得以更大层面地释放信用风险，但是中国能否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也取决于改革本身。金融市场化的部分环节如能有序、熟练地推进，也能为债务问题争取一些时间。扩大企业债券、地方*府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有助于分担银行对存量债务进行展期的压力。而一个相对火爆的资本市场有助于*府减持国企股份，相对平稳地出售国有资产，变现的资金可用于偿还债务。